19世纪中期，中日两国其实是站在近代化大门的同一起跑线上。清朝被英国的船坚炮利打得迷迷糊糊，签订了《南京条约》；日本这个封建岛国也被美国海军将领佩里率领的美国舰队吓得不轻，历史上称为"黑船事件"。

在同样面临所谓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情况下，中日两国开始了自立自强运动，在中国是“洋务运动”，在日本是“明治维新”。如果从时间上来讲，洋务运动开始于1861年，明治维新开始于1868年，也就是说洋务运动要比明治维新早了7年左右。三十年以后，甲午战争清朝战败签订《马关条约》，日本昂然进入帝国主义列强行列，大清朝却要面临亡国亡种的危机之中。

清朝的洋务运动为什么失败，日本的明治维新为什么成功呢？

从思想文化角度来说，最大的原因就是有没有思想启蒙。清朝是尊孔理学因循守旧，天不变道亦不变。日本正好相反，反儒西化，脱亚入欧，文化上全面开化。

当康熙到曲阜给孔子行九叩之礼的时候，就奠定了清朝选择以儒治国的方向，康熙钦定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从此清朝几百年都没有改变。洋务运动的时候，理学的核心地位一丝一毫都没有改变。

两次鸦片战争并没有改变大部分士大夫的天朝心态，还是以华夏为中心，坚守孔孟之道，“夷夏之防”，“天不变道亦不变”，甚至到了"闻铁路而心惊，睹电杆而泪下"的神经状态，顽固派理学领袖倭仁就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礼义”“人心”都是永远正确的空话。

洋务派比顽固派进了一步，但是有很大的局限性，提出了一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强国之术”的主张，这是最早明确表述的中体西用思想。用李鸿章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的文武制度，事事远在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但没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手”。

在洋务派中流行“西学中源”说，即西方科技皆源自于古代中国。如郑观应引《周礼》《墨经》《淮南子》等书的有关记载，证明西学中的数学、化学、光学、重学、气学和电学均出自古代中国。事事都摆脱不了“天朝自有法度”的思维模式。严复一针见血地批驳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

日本的明治维新与清朝的洋务运动的最大不同就是思想启蒙，反儒西化，脱亚入欧，变成日本的思想文化潮流。清朝的弈忻在其《统筹全局折》中强调："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而日本1868年天皇颁布"五条誓文"阐明新政权的目标，强调"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破除旧习……求知识于世界"。这就是清朝和日本的区别。

明治维新涌现了一批思想家，起名 “明六社”，有福泽谕吉、西周、津田真道、加藤弘之、中村正直、神田孝平等人。他们积极引进西方的哲学、政治、法律、历史、教育等思想启蒙，以“开启民智”、“文明开化”为己任，在他们的影响之下，“人人竟讲欧美之学，户户争读英法之书”，各种新思潮层出不穷，有席卷整个日本之势，连外国人都奇怪“孔子的弟子突然改信了卢梭。”（林屋辰三郎：《文明开化研究》）

儒学孔子的权威在日本开始接受挑战。

《古事记》记载，中国儒学传入日本始于公元5世纪初日本应神天皇16年，百济人王仁将《论语》携入日本，从此揭开日本儒学史。在日本的历史上，孔子作为文明的使者备受推崇，其《论语》甚至被奉为 “最上至极”的“宇宙第一书”，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也肯定儒学的作用，他说：“把我国人民从野蛮世界中拯救出来，而引导到今天这样的文明境界，这不能不归功于佛教和儒学。尤其是近世以来儒学逐渐昌盛，排除了世俗神佛的荒谬之说，扫除了人们的迷信，其功绩的确很大。从这方面来说，儒学也是相当有力的。”

日本明治维新意识形态的变革首先从儒学批判开始。提倡欧美近代文化，抨击儒学中心主义，构成了明治文化运动的主流。思想家西周在《译利学说》中认为儒学是“桎梏性情而求人道于穷苦贫寒之中”，是扼杀了人性，“今世所谓的温柔、敦厚、恭谦、寡欲、无欲等为人门之第一义”，“是率天下为盗贼也”，他完全否认儒学的“温良恭俭让”。福泽谕吉也在他的代表作《劝学篇》中提出“东洋的君子，数十年满足于阴阳五行之说，不曾思念进步，如一切工业制作皆以为下等社会之所作为而弃之……纵读古今老儒万卷之书，其拙劣可与做饭之家庭妇女相比。”

在日本启蒙思想家眼里儒学空洞缺乏真知。“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说，“国家之百年大计在于人才，欲使人才干载无穷，唯在于真正的教育。儒者以一册《论语》，不为国家倡言立身，若沿此习弊，则为国家之大害也。”

福泽谕吉奋斗的终极目标是“如何使一般国民跨入文明开化之门，使日本成为兵力强盛、商业繁昌的大国”，对儒学的批判最尖锐，“生在今天的世界而甘受古人的支配，并且还迭相传衍，使今天的社会也受到这种支配，造成了社会停滞不前的一种因素，这可以说是儒学的罪过”，“儒教在后世愈传愈坏，逐渐降低了人的智德，恶人和愚者愈来愈多，一代又一代地相传到末世的今天，这样发展下去简直要变成了禽兽世界”。（《文明论概略》）“如果在文明日新月异的交锋场上论及教育之事，就要谈到儒教主义。学校的教旨号称“仁义礼智”，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虚饰外表的东西。实际上岂止是没有真理原则的知识和见识，宛如一个连道德都到了毫无廉耻的地步，却还傲然不知自省的人。”（《脱亚论》）

福泽谕吉认为，日本人的虚假落后的一面也正是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日本要实现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化，就必须摆脱儒家文明，学习西方文明。他本人的责任正在于挺身而出，肃清儒家文化对于日本现代化的束缚，传播西方现代文明，从根本上改革日本人民的精神。他尖锐地批判孔子孟子思想的局限性，指出孔子的全部政治哲学就是“事君。”

福泽谕吉在《脱亚论》中指出“明治维新”的战略目标：“国内无论朝野，一切都采用西洋近代文明，不仅要脱去日本的陈规旧习，而且还要在整个亚细亚洲中开创出一个新的格局，其关键所在，唯‘脱亚’二字”。

​福泽谕吉批评当时的中国和朝鲜“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都不思改进之道”。“在今日文明东渐的风潮之际，连它们自己的独立都维持不了”。在1894年，甲午战争，明治维新的日本打败了洋务运动的大清朝。

大清朝的失败不是输在武器上，而是输在思想上的封闭固执，康有为模仿明治维新搞戊戌变法，居然还是打着孔子的旗号，结果还是失败，大众愚昧无知，官僚听到变法就瑟瑟发抖，士大夫还是念着道德文章八股文，没有思想的解放，怎么会有彻底的变革呢？

明治维新的反儒西化，脱亚入欧的思想，直到辛亥革命以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才开始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比日本整整晚了四十年。

日本的近代化并不彻底，是带着尾巴的，这个尾巴就是福泽谕吉提出的“和魂洋才”，这个“和魂”就是儒家的忠孝思想和日本的神道教与天皇融合在一起的怪胎，是日本走向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理论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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