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玉在大明的地位不用怀疑，至朱元璋起兵早年就从军效力，可以说是常遇春一手带起来的骨干将领。

而后跟随傅友德、冯胜、徐达这种一流名将南征北战，每战必做先锋，不仅受到这些名将的认可，更在军中树立了威望。

在捕鱼儿海的一战中，更是立下了创世之功，被朱元璋称作是堪比卫青、李靖，随后便封为凉国公。

蓝玉在开国名将尚在的时候还能低调做人，毕竟在军中还是老一辈将军的天下，但随着开平王常遇春洪武二年去世，卫国公邓愈洪武十年病亡，曹国公李文忠洪武十七年病亡，中山王徐达洪武十八年病亡，军中的老资历们死的死，病的病，大明军务虽有冯胜、傅友德这种元老撑场面，但重担已经落到了蓝玉、沐英这一代将领头上。

洪武二十年的北伐中，冯胜被朱元璋猜忌随后治罪，因此蓝玉捡了个大将军封号，并获得“总管军事”的大权。

随着朱元璋的倚重，蓝玉也日渐骄横起来，蓄养庄奴、广收义子、强占民田、责骂御史，这些都是在触碰朱元璋的底线。

在其北伐之时，强奸元室嫔妃致使元妃不堪羞辱的自杀，朱元璋才将其梁国公的欲封之号改为了凉国公，朱元璋的这个行为意在敲打一下蓝玉，毕竟年轻气盛的蓝玉还是大明的人才，多加敲打应该会有所收敛，但事实上蓝玉并没有迷途知返。

喜峰关前，蓝玉再次干了一件浑事，面对守关官吏的“怠慢”，蓝玉直接攻打了进去，这件事往轻了说是蓝玉脾气不好，往重了说完全可以认为蓝玉是造反的行为。

玉不乐居宋、颖两公下，曰:“我不堪太师耶”。——《明太祖实录》

傅友德是洪武二十四年获封的太子太师，冯胜是洪武二十五年获封的太子太师，而蓝玉被封为太子太傅的时候却口出狂言，对于这个太傅的封号并不满意，认为自己功劳应在傅友德和冯胜之上，理应获得同样的太师封号。

按理说这种牢骚自己给亲信唠叨两句就完了，但此言却被记载下来，也确实是作死。

“治天下不可以无法，而草昧之时法尚疏，承平之日法渐密，固事势使然……亮祖以下诸人，既昧明哲保身之几，又违制节谨度之道，骈首就僇，亦其自取焉尔。”——《明史》

其实我比较赞同《明史》中对于蓝玉惹祸上身的看法，一个国家从建立走向正轨的时候，法制是越来越完善和严苛的，朱元璋本就是一个强烈要求官员守法的皇帝，蓝玉做的一些事不但破坏了法制，而且给国家实行法制推广树立了不良标杆，即使蓝玉才能再高，也不应该藐视君王制定的游戏规则。

在朱元璋诛杀功臣的道路上，明则保身，夹着尾巴做人才是普遍的行为，而蓝玉算是顶风作案，不断挑战君王的底线，实属自取灭亡。

朱元璋的政治规划

朱标应该是朱元璋坚定不移的继承人，朱元璋也为朱标请了最好的老师宋濂加以教导。

朱元璋在外征战时，令朱标监国，李善长兼太子少师，徐达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这样的监国体系里，明摆着就是培养储君；二十多岁的朱标就被朱元璋下令“日临群臣，听断诸司启事，以练习国政”。

而朱标不仅有治政之才，更是一位仁君，特别是与其父亲对比之下，宽仁忠厚就成了朱标的代名词，其主张推行的“宽通平易之政”也在文武群臣中赢得好评，储君仁明，群臣臣服，一切都按照朱元璋的计划进行着。

“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初定，不欲劳民。且兴废有数，只得听天。惟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祀灶文》

朱元璋最后要做的就是给朱标留下一批将才，一是为了彻底消灭北元残余势力，二则是按照朱元璋自撰的《祀灶文》来看，还有迁都关中的意图，这个关中也就是长安了，毕竟朱元璋是个汉唐迷。

迁都关中之地就更需要一批武人班底来守住国门了，那么洪武后期与朱标关系甚好的蓝玉就成了首选。蓝玉有能力驱除鞑虏千百里，就有能力以关中为根基继续北伐，当然也有能力防御北京的燕王，这就是后话了。

随着朱标的去世，朱元璋的政治计划算是全盘破产，朱标死后留下庸弱的皇孙幼朱允文，朱元璋也就不可能再留下这一套武人集团的班底了。

理由很简单，朱标能镇的住蓝玉，朱允文恐怕就难镇住了，此时的朱元璋不再追求开疆扩土，只求孙子能够平稳接班，所以这个政治计划的破产才是蓝玉必死的原因。

蓝玉案的始末

既然是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那么蓝玉案就必须制定一条合理的逻辑来达到预订效果。

作案动机：

第一个动机就是前面所说的“不乐居宋、颖两公下”。当所有人都在避祸的时候，蓝玉却逆流而上的暴露野心，傅友德和冯胜是何等人物，开国六公爵中，傅友德被朱元璋赞为“论将之功，傅友德第一”，而冯胜则被赞为“诏列勋臣望重者八人，胜居第三”。

蓝玉功劳是大，但论资历和对大明的贡献，叫板两位元老尚且不够，这里只能说明蓝玉对于朱元璋给的封赏并不满意，这也就是狼子野心的象征，那么当皇帝给不了你想要的，那么你只有反了。

第二个动机就是记录在《逆臣录》里蓝玉说的那句“上疑我矣”，因为蓝玉的嚣张跋扈，朱元璋多次否定了蓝玉的提议，因此蓝玉心里觉得朱元璋对其产生了疑心，毕竟朱元璋杀过诸多功臣皆出于怀疑之心，这就会引起蓝玉的担心与害怕，既然被君主怀疑，那就是有理也说不清的事，不如反了，变被动为主动。

“然则靖宁之通胡，因蒙镇抚而发，凉国之谋逆，又因靖宁而成，以此知蓝党者，即胡党之流祸也。”——《逆臣录》

第三个动机就是蓝玉的姻亲靖宁侯叶异被朱元璋杀于胡惟庸案，“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蓝玉姻亲被怀疑串通胡惟庸而遭诛杀，是蓝玉最忌惮的地方，蓝玉还对军中人说过“前日靖宁侯为事，必是他招内有我名字”，这也是蓝玉认为朱元璋怀疑他的另一个理由，疑由心生，祸已难避，不如就反了。

作案条件：

首先，蓝玉身为总兵，手握兵权，军中多年的摸爬滚打，培养和提拔了诸多府军诸卫头目亲信，具备造反的基础条件；其次，朱元璋“病缠身”，太子亡太孙幼，造反具备良好的时机。

从这两个条件上看，蓝玉确实有机会作案，但根据《逆臣录》和《明史》有关记载看来，蓝玉造反被“坐实”的证据真就没有，皆是以条件和动机就来断定蓝玉造反显得牵强。

但蓝玉自身的言行适当，加之朱元璋的政治计划破产，他的存在不仅没有任何意义了，反而是对朱允文接班后的巨大威胁，既然朱元璋认定了蓝玉有谋逆之心，那么为朱允文扫去政治阻力就是势在必行了。

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以谋反罪杀死蓝玉，剥皮实草，传示各地。蓝玉党羽涉及一万五千余人被一锅端，成为洪武四大案之一，史称“蓝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