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原因，《旧唐书·李勣传》中就记录了太宗所说的话：“汝于李勣无恩，我今将责出之。我死后，汝当授以仆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太宗自然深知李勣（徐茂公）的忠诚。不过，必要的“市恩”是肯定的，太子为人谦逊有礼，但年纪尚轻，性格柔弱（至少在表面上）。

李世民坐像

这种时候，一位值得托付的老臣对于新君即位后的政局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而太宗择亲择贤，自然是从太原起兵开始的功臣中选择。仅在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长孙无忌是太子的舅氏，自不必提；高士廉（647年）、李靖（649年）、房玄龄（648年）等均已薨逝；尉迟敬德不仅年迈，且沉迷于修仙炼丹之术，已是“半仙”，其人之性格也难负此重任。在此情况下，李勣的重要性也就愈加凸显。

据《旧唐书·李勣传》所载，太宗托付李勣之意，早有萌生：

太宗又尝闲宴，顾勣曰：“朕将属以幼孤，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勣雪涕致辞，因噬指流血。俄而沉醉，乃解御服覆之，其见委信如此。

《资治通鉴》此段内容大致相同，只是改成了“朕求群臣可托幼孤者，无以逾公，公往不负李密，岂负朕哉”。不管这二书如何记述，都表明了太宗“属以幼孤（太子）”的意思，将李勣这位文武皆允、忠义诚信且熟谙政治（这很重要）的大臣留给太子李治，自然于国家而言，是一个稳妥的决定。

李勣碑砖像

对于太宗贬李勣的举动，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就有专门的论述：

太宗迁李世勣为叠州都督，而敕高宗曰：“汝与之无恩，我死，汝用为仆射，以亲任之。”是已明知世勣之唯利是怀，一夺予之闲而相形以成恩怨，其为无赖之小人，灼然见矣；而委之以相柔弱之嗣君，不亦愚乎……高祖不察而许为纯臣，太宗不决而托以国政，利在高宗，则为高宗用，利在武氏，则为武氏用，唯世勣之视利以为归，而操利以笼之，早已为世勣所窥见，以益歆于利，“家事”一言，而社稷倾于武氏，所必然矣。若谓其才智有余，任之以边陲可矣，锢之于叠州，唐恶从而乱哉！

当然，在作出评价前，王夫之先说了一段话，其中有“以利为恩者，见利而无不可为。……明君不以利饵其臣……”。把这段话放在此评论前，显然是有深意的，王夫之向来对自己不认同的人或事都有措辞激烈的抨击，这次也一样，他所持的观点也与历代不少史家相同，都认为李勣是一个圆滑小人，不忠不义，间接助武则天篡逆。当然，关于李勣到底负不负太宗，这得商榷，但李勣确实发挥了太宗所希望他发挥的作用，对高宗初年的政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一锤定音，决定了此后唐室发展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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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太宗是希望老臣李勣（徐茂功）效忠于新君高宗，故此才行贬官之举，希望“市恩”于子，以拉拢这位重臣将来对自己儿子的全力扶持。事实上，这个目标已经达成，无论武氏为后究竟孰是孰非，但李勣确实帮助帝后击败了长孙无忌等“关陇集团”的余波，全面掌握政权，开始了“永徽之治”，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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