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明王朝开国之初，共有六位开国功臣被册封为公爵，这六人分别是：李善长、徐达、常遇春（已殁）、李文忠、冯胜、邓愈。六人中，只有李善长没立过战功，排名却在第一。可见在明太祖朱元璋的心目中，李善长是他的萧何，是当之无愧的大明开国头号功臣。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大封有功之臣，李善长被封为韩国公、年俸四千石，还意外得到了朱元璋亲赐的“丹书铁券”一枚。

“丹书铁券”又称“免死金牌”或“金书铁券”，是帝王赐予功臣勋戚的一种莫大奖赏，抑或是一种荣誉或特权——可犯九罪而不死。

“丹书铁券”的内容主要是明确刻记了赐券年、月、日、赐券对象的姓名、以及荣誉获得者所建功勋与所拥特权。

史载，为了防止有人造假，“丹书铁券”铸好后往往还要被分割成两半——一半由宫廷保管，另一半由受赐者保管。当需要验证时，将两片“丹书” 对接，如果严丝合缝，互相吻合，就是真品；否则为赝品。

那么，传说中的“免死铁券”真的能够“犯九罪而不死”吗？我们不妨从鉄券的拥有者、大明开国第一功臣、第一丞相李善长的真实人生遭际中，去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颁给李善长的这片“丹书鉄券”中，朱元璋不吝赞美之词，夸李所立的卓著功勋甚至超过了被刘邦誉为“建汉第一功”的萧何。

在这块“丹书”中明确规定：“尔免二死，子免一死，以报尔勋” ......意思是你可以有两次免死的机会，你儿子可以免死一次，以报答你建立的功勋。

李善长拥有的这面鉄券，和赵匡胤颁给柴宗训的那面很类似 ，但从免死的次数上比较，柴宗训可“犯九罪而不死” ，李仅两次，所以他的鉄券“含金量”明显逊色一筹。

根据《明史·太祖实录》以及《李善长传》的记载看，仔细阅读朱皇帝赐给李善长的“丹书铁券”，发现李氏父子可“免死三次”也是有附带条件的。这个“免死”的条件是：“若谋反，则不得免死”。有了这个处心积虑的大前提，李善长的“免死铁券”就被打了个大大的折扣。

早在洪武四年（1371年），李善长已感觉到山雨欲来，于是以年迈多病为由辞去了左丞相的高位，退休回籍。尽管在家养老，李善长仍对朝中之事念念不忘。他还数次利用其老资格插手朝廷人事任免。比如洪武七年， 其兄弟李存义被攫升为太仆寺丞；洪武九年，他的儿子李褀娶了朱元璋之女临安公主，成了权势煊赫的驸马都尉。而这一切，都被人认为是他在背后“活动”的结果，也都成为李善长的政敌日后攻讦他的口实。

洪武十三年（1380年），宰相胡惟庸被以“擅权植党”的罪名处决。不少大臣乘机举报、弹劾，将李善长罗织进“胡党”之列。朱元璋看在李为其所立的汗马功劳以及与其多年交情上，特地网开一面，仅罚俸一千四百石，以示惩戒。李善长的“丹书铁券”第一次起了作用。

洪武二十三年（1390），胡惟庸已经死了十年，事情突然有了戏剧性的转折。这年，胡惟庸案早已尘埃落定，不知有多少人被株连进去而家破人亡，按理说已没有必要翻旧账。但他的罪名突然由“擅权植党” 升格为“通倭通虏”。“通倭通虏”意为暗中勾结日本和蒙元残余势力。于是，李善长从疑似“胡党”分子，升级为胡惟庸“谋反”的幕后主使。这一次，“免死铁券”不灵了。前面已经提到过，朱元璋赐给他的“丹书鉄券”中明文规定，谋反不在免死的范围内。胡惟庸“通倭通虏”已形同谋反，而李善长又被认定是胡惟庸阴欲谋反的幕后推手，哪有免死之理？

果然，经六部六卿的严厉审讯，李善长一家很快便遭遇塌天灭门之祸。已经77岁的李善长，连同李氏一族（包括妻女弟侄）七十余人，被统统处死 。其子李褀因为是驸马，元璋的女婿，才得以保全 ，这一脉才不致灭绝。

从李善长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不难看出，传说中的“免死金牌”并非是万能的“护身符”，也并非一定可以免死。所谓的“丹书铁券”不过是帝王颁发给功臣的一张荣誉证书而已；如果大臣真的以为自己有了一件连利剑都穿不透的护身铠甲，那么身上难免会被刺的千疮百孔，位高权重还是身死族灭，还不是皇帝一句话......在皇帝的眼里，“丹书铁券”有时是一个庄严的承诺，有时就是一块破铜烂铁，并非任何时候都能被允许功臣当“护身铠甲” 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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