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太祖画像

我国古代的礼分为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五种。辽代的五礼，定于辽初。辽太祖七年，“定吉凶仪”。之后，太宗克晋，稍用汉礼。军礼是五礼之中的一种，主要指行军作战以及战事前后依照一定的仪式举行的与军事活动有关的礼仪。

先秦军礼，稽考困难。秦汉以后，军礼一度不兴。魏晋至隋，军礼才逐步变得正式起来。降至唐代，军礼正规化……至五代时期，乱世争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只有战事结束并胜利后才能想起要举行一定仪式，以示胜利。所谓军礼，变得具文而己。辽代军礼，与前代已有不同。辽代是以北方游牧民族契丹人为主所建立的政权，以武立国，因此辽代军礼呈现出了与前代不同的民族性与多元性。

辽代地图

一、出军仪

辽以武立国，战事频繁，武将大多能征善战，辽代皇帝多有挂帅亲征沙场的经历。因此，辽代存在两种形式的出军仪，一种是皇帝亲征仪，另一种则是皇帝遣将出征时举行的仪式。二者在形式上颇为类似，但又有所侧重。《辽史·礼志三》对皇帝亲征仪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常以秋冬应敌制变或无时。将出师，必先告庙。乃立三神主祭之：曰先帝，曰道路，曰军旅。刑青牛白马以祭天地。其祭，常依独树无独树，即所舍而行之。或皇帝服介胄，祭诸先帝宫庙，乃阅兵。将行，牝牡麃各一为飔祭。将临敌，结马尾，祈拜天地而后入。下城克敌，祭天地，牲以白黑羊。班师，以所获牡马牛各一祭天地。出师以死囚，还师以一谍者，植柱缚其上，于所向之方乱射之，矢集如猬，谓之‘射鬼箭’。”

从以上记载可知：第一，皇帝亲征仪的举行大多是在秋冬月份，也因战事所需随时应敌。这与《辽史》纪传中记载的皇帝亲征月份大体上是吻合的。之所以在秋冬月份，大概是秋冬时节，雨水较少，道路好走，且不影响农时田作。秋收之后，契丹粮草充足、兵强马壮、适宜作战的缘故。

辽人野外驻扎

第二，祭祀是皇帝亲征仪的重要内容。出师前告庙，祭“三神主”，目的是“求媚祖先、乞求道路平安、军旅无事”；契丹以骑军为主，道路通畅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首要条件，因此乞求道路通畅自然是在情理之中。军旅是作战的主力军，军旅无事，象征着战争的顺利进行，胜利当然指日可待。祭三神主后，还要用青牛白马祭天地，青牛白马与契丹民族起源的神话有关，即《辽史》所谓之神人乘白马，天女驾青牛车。

因此，青牛白马是契丹游牧民族的图腾。祭诸先帝、宫庙，其目的是祈求祖先、神灵保佑自己，战胜敌人将临敌，祈拜天地下城克敌，以白黑羊祭天地班师，以所获牡马牛各一祭天地。由此可见，辽朝的祭祀活动贯穿皇帝亲征的始终，内容丰富，既有契丹本民族的传统仪式，如“刑青牛白马以祭天地”等，也融入了告庙仪等中原礼仪。

另一种形式的出军仪，则是皇帝遣将出征时举行的仪式。《辽史·礼志三》出军仪条载:“制见《兵志》”，并未明确记载出军仪之轮廓，现摘录《辽史·兵卫志》的相关材料如下:

“凡举兵，帝率蕃汉文武臣僚，以青牛白马祭告天地、日神，惟不拜月。分命近臣告太祖以下诸陵及木叶山神，乃诏诸道征兵。惟南、北、奚王，东京渤海兵马，燕京统军兵马，虽奉诏，未敢发兵，必以闻。上遣大将持金鱼符，合，然后行。始闻诏……又请引五方旗鼓，然后皇帝亲点将校。又选勋戚大臣，充行营兵马都统、副都统、都监各一人。又选诸军兵马尤精锐者三万人为护驾军，又选骁勇三千人为先锋军，又选剽悍百人之上为远探拦子军，以上各有将领。又于诸军每部量众寡，抽十人或五人，合为一队，别立将领，以备勾取兵马腾递公事。其南伐点兵，多在幽州北千里鸳鸯泊……出兵不过九月，还师不过十二月。正路不得见僧尼、丧服之人。告庙、谒庙，皆曰拜容。以先帝、先后生辰及忌辰行礼，自太宗始也。其后正旦、皇帝生辰、诸节辰皆行之。若忌辰及车驾行幸，亦尝遣使行礼。凡瑟瑟、柴册、再生、纳后则亲行之。凡柴册、亲征则告幸诸京则谒。四时有荐新。”

辽代军仪（壁画）

从上述史料我们得知：辽出军前要进行一系列的祭祀活动，这充分体现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含义。辽出师前举行的祭祀活动，包括以青牛白马祭告天地、拜日、告庙、祭山等。前三项祭祀，前文已略有说明，在此不再赘述。辽代有祭山仪，且“以祭山为大礼”，相传木叶山为契丹人的发源地，每有军国大事，皇帝率文武臣僚到木叶山告祭祭祀活动过后，皇帝“诏诸道征兵”，然后“亲点将校”。史料中有“上遣大将持金鱼符，合，然后行”之记载，这说明皇帝使用金鱼符调兵。

关于金鱼符，《辽史·仪卫志三》载:

“七枚，黄金铸，长六寸，各有字号，每鱼左右判合之。有事，以左半先授守将，使者执右半，大小、长短、字号合同，然后发兵。事讫，归于内府。”

因金鱼符只七枚，故仅限南院、北院、奚王府等驻有重兵之处调兵。调兵过后，“引五方旗鼓”，“亲点将校”。所谓“五方旗鼓”即东、南、西、北、中五方位的旗鼓，用于军中发号施令，激励将士情绪，在勋戚大臣亲点出兵马都统、副都统、都监各一人，又选护驾军、先锋军、远探拦子军以及后勤保障队伍等。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皇帝握有军事大权，全国的军事指挥权、调动权都在皇帝的手中。无论是调兵遣将，还是任命将帅，都以皇帝之令惟命是从。契丹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出军仪印证了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

辽代龟龙钮行军副统之金印

二、射鬼箭

关于射鬼箭，不但见于“皇帝亲征仪”中有关于射鬼箭的记载，此外在《辽史》中，还有很多涉及行射鬼箭的相关记载。从史料，可以看出：其一，射鬼箭是行军或战争中举行的一项军事礼仪。有的在行军前举行，有的在行军中举行，有的在战争后举行。第一种，行军前举行射鬼箭:

“凡帝亲征，服介胄，祭诸先帝，出则取死囚一人，置所向之方，乱矢射之，名‘射鬼箭’，以祓不祥。”

死囚象征敌人，置所向之方，是指行军方向。由弓箭手射杀敌人，以祓不祥，预示着战争的胜利。第二种，行军过程中射鬼箭，多为叛人、敌人、宋卒、谍者、侦人，如“统和二十二年闰月己未，南伐。癸亥，次固安，以所获谍者射鬼箭”。这一次射鬼箭是在行军过程中，起到惩处敌人、警示敌方的作用。

辽太祖在行射鬼箭后便“夜围扶余府”“南伐”、“次南京”、“获敌人”即是说明在行军作战中以所获谍者射鬼箭。在澶渊之盟签订前宋辽战争最为激烈的时期，也曾举行射鬼箭。第三种，“及班师，则射所俘”，即战争结束，凯旋而归，射鬼箭以昭示战争胜利。射鬼箭始终与战争联系在一起。辽太祖时期至辽兴宗时期，都有射鬼箭用于军仪的记载。射鬼箭是极刑的一种，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太祖初年，射鬼箭便成为一种极刑被确立下来，与枭磔、炮掷、支解并列，其残忍程度可想而知。辽太祖为巩固皇权，平定“诸弟之乱”以及奚族叛乱，对叛人施以射鬼箭有强烈的警示作用；辽太宗把贪官作为射鬼箭的备选，实际上也有警示贪官污吏的作用；辽穆宗射杀女巫肖古，是否施以射鬼箭，尚不明确。

辽代金币

但是，从射杀的动机来看，辽穆宗对女巫肖古所敬上的“延年药方”心生怀疑，几年后“觉其妄”，这对于嗜杀成性的辽穆宗来说，施之以极刑是很有可能的。况且辽穆宗在这以后又施行过枭磔、支解、炮烙、铁梳等极刑，对其“乱矢射之”便极具可能了。射鬼箭作为极刑的一种，只是在太祖、太宗时施行，用于警示叛人和贪官。女巫肖古被射杀是辽穆宗的残暴造成的，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刑罚。即射鬼箭的刑罚功能是次要的。射鬼箭作为军礼，射杀的主要是死囚、间谍、俘虏射鬼箭作为刑罚，射杀的对象是叛人以及贪官等。射鬼箭同时具有军礼和刑罚两种功能是不可否认的，但射鬼箭多用于军仪，因此“辽代射鬼箭已从宗教迷信活动、军仪演变转化为辽代的一种残酷的刑罚”的说法，是不全面的，不如说射鬼箭主要的功能是军礼，则更为准确。

三、腊仪

腊仪是指腊月辰日，皇帝带领群臣举行的祭祀及围猎的仪式。契丹人生活在“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朔漠以畜牧射猎为业，犹汉人之劭农，生生之资，于是乎出”。草原造就了契丹人“以畜牧射猎为业”，也练就了契丹人英勇善射的本领。

以契丹皇帝为代表的上层贵族举行游猎活动，包含了练兵、习武、娱乐等功能。《辽史·礼志三》这样描述腊仪:

“腊，十二月辰日。前期一日，诏司猎官选猎地。其日，皇帝、皇后焚香拜日毕，设围，命猎夫张左右翼。司猎官奏成列，皇帝、皇后升轝，敌烈麻都以酒二尊、盘飧奉进，北南院大王以下进马及衣。皇帝降舆，祭东毕，乘马入围中。皇太子、亲王率群官进酒，分两翼而行。皇帝始获兔，群臣进酒上寿，各赐以酒。至中食之次，亲王、大臣各进所获。及酒讫，赐群臣饮，还宫。应历元年冬，汉遣使来贺，自是遂以为常仪。统和中，罢之。”

《契丹国志》:

“腊月，国主带甲戎装，应番汉臣诸司使已上并戎装，五更三点坐朝，动乐饮酒罢，各等第赐御甲、羊马。北呼为‘粆离叵’，汉人译云‘粆离’是‘战’，‘叵’是‘时’。是‘战时’也。”

辽代鎏金腰牌

从以上记载可知：第一，腊辰日，皇帝、皇后率群臣在司猎官事先选好的“猎地”举行的骑射围猎。在举行射猎之前，要举行相关的祭祀仪式，焚香、拜日、进酒等。第二，腊月对于辽代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月份。腊辰日被契丹人称为“炒伍侕尀”，即战斗的日子。史料中明确记载的契丹词汇“粆离”，意为“战斗”，其基本义为“打”。腊月以及辰日是“战时”，这与前面记载的“出兵不过九月，还师不过十二月”的记载不谋而合。

第三，腊仪的举行充分体现出腊月的“战时”特点。天子与大臣带甲戎装，皇帝“乘马入围中”，群官“分两翼而行”，“赐御甲、羊马”，其用意为全副武装以围猎代练兵习武。皇帝“始获兔”，群臣进酒，皇帝赐酒，共同庆祝，这种活动和春捺钵头鹅宴、头鱼宴的内容和形式都很相似。兴宗时期，在腊月组织诸军炮、弩、弓、箭手进行射击演习，并且亲自上山射虎。道宗、天祚帝时期，前往藕丝淀举行祭祀，可知，腊仪仪式被简化，但是尚武的内容却保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