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姿英发的年少周郎——说周瑜（一）

文 | 郭英德

引子：双面周瑜

阅读周瑜，首先要做一个区分，就是历史上的周瑜和《三国志演义》小说中的周瑜相比较，即使不说完全不一样，至少也是不完全一样的。

据《三国志》记载，历史上的周瑜是一位相貌英俊、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的军事统帅，有“王佐之资”。更重要的是，他性格上不仅“胆略兼人”，而且宽宏大度，“性度恢廓”，“雅量高致”，“折节容下”，“谦让服人”。

东吴老将程普对周瑜有一段评价，说：“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三国志·周瑜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意思是，人们和周瑜交往，就像喝了很醇厚的老酒一样，不知不觉地就醉了。老酒是大米酿的，喝起来很顺口，很舒服，喝醉了也没感觉，不像烈酒那么冲。人们和周瑜交往，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所陶醉。

正因为如此，唐宋时期，周瑜成为许多文人士子追求和歌颂的明星偶像，他们甚至把周瑜引为自己的榜样。比如李白《赤壁歌送别》写道：“二龙争战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烈火张天照云海，周郎于此破曹公。”胡曾《赤壁》诗写道：“周郎开国虎争时”，“已挫英雄百万师”。戴复古《赤壁》诗也写道：“千载周公瑾，如其在目前，英风挥羽扇，烈火破楼船。”尤其是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更是千古传诵：“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但是，阅读《三国志演义》小说，其中的周瑜形象给人截然不同的印象。在小说中，周瑜既有雄心大志、雄才大略的英雄品格，又有心胸狭窄、冲动急躁的个性特征。这两种似乎不相协调的特点，在小说中竟然统一在周瑜身上，使周瑜形象成为一个“双面人”。

那么，一个人物形象有没有可能同时具有这样两不协调的性格因素？如果有，它们是如何协调起来的？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种性格不相协调的人物形象？这种人物形象又能给我们什么样的人生启示？带着这样的问题，去阅读和理解《三国志演义》小说中的周瑜形象，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体会。

当然，前提是一定要把历史上的周瑜和小说中的周瑜区分开来，要不然阅读时会一直受到一个思维定势局限：历史上的周瑜是那么记载的，小说怎么能这么描写呢？其实这是一个“伪问题”。我们应该这么提问：《三国志演义》小说已经塑造了这么一个周瑜形象，他已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而不是历史上那个周瑜了，那么应该怎么看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有些读者在阅读小说中的周瑜形象时，会不自觉地把历史上的周瑜和小说中的周瑜搅和在一起，总觉得小说要么抬高了周瑜，要么贬低了周瑜。实际上，小说文本流传到现在，至少已经六百多年了，现在阅读的周瑜，已经不是历史上的周瑜，而是《三国志演义》小说为读者提供的周瑜，我们应该以小说文本为依据去审视这个独具风神的人物形象。

雄心大志的辅臣：“腹隐安邦定国之谋”

得人者昌

与历史人物周瑜比较吻合的是，《三国志演义》小说中的周瑜形象有两个基本的英雄品格：他既是一位具有雄心大志的辅臣，也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统帅。正如小说叙事者所称道的：“胸藏纬地经天之术，腹隐安邦定国之谋”（卷三《孙策大战太史慈》）。

作为一位年轻的政治家，周瑜高瞻远瞩，雄心大志，始终把辅助孙策、孙权建立帝业作为自己明确的政治目标。

在这一点上，周瑜是可以和诸葛亮相媲美的，他们都有雄心大志，都想要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都是一种辅臣似的英雄，军师似的英雄。他们不想当帝王，不像曹操、刘备那样怀有帝王之才、帝王之志，而是辅臣之才、宰相之才，有辅佐帝王成就大业的远大志向。

周瑜和孙策从小就是很要好的朋友。孙策丧父后，暂时依附袁术，但心中对袁术不满，于是用朱治之策，借兵往江南自立。走到历阳这个地方，恰好遇上周瑜，周瑜当即向孙策表态：“某愿施犬马之劳，共图大业。”（卷三《孙策大战太史慈》）

他们“共图”的是什么“大业”呢？就是在汉代末年诸侯争霸、群雄争鹿的情况下，不仅仅分一杯羹，发展自身的势力，而且要成为一方诸侯，乃至实现统一天下的志向。

这一年孙策21岁，周瑜与孙策同年，也是21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周瑜初露政治抱负，就择定了自己一生的政治道路，这就是辅佐孙氏建立“帝基”，开创帝业。

而要建立“帝基”、开创帝业，首要的条件是什么呢？周瑜非常明白，最重要的是人才，他说：“方今英雄并起，‘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卷六《孙权领众据江东》）

群雄之争，首先是人才之争，这是周瑜非常明确的认识。所以他第一次见到孙策，取得孙策的信任以后，就向孙策推荐了江南名士张昭和张纮。

尤其是张昭，后来成为东吴的文臣之首，东吴朝廷的武将之首或者说文臣武将之首，则是周瑜。建安五年，孙策临终时对母亲和弟弟孙权说：“但内事不决，可问张昭；外事不决，可问周郎。”“内事不决”，就是治理朝廷内部的人际关系、内在事务，张昭是最好的人才，而张昭正是周瑜推荐的。

当孙策去世时，周瑜26岁，孙权问他治国方略，他明确表示：“须得高明远见之士，以佐将军，江东自定也。”所以他又向孙权推荐了一位重要的人才，就是鲁肃，说：“此人胸怀韬略，腹隐机谋。”

鲁肃这个人物在《三国志演义》小说里被写得好像有点平庸，有点老实，有点厚道，有点不起眼，甚至有点傻气。他主要像外交官一样在刘备一方和孙吴一方之间穿梭来往，两边讲和，像是一个大使级的人物。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无论是从历史上来看，还是从小说中的具体表现来看，鲁肃都是继周瑜去世以后东吴的首要人物，宰相级的人物。

而且，在所有东吴诸臣之中、文臣武将之中，鲁肃和周瑜最同心同德，具有共同的建立“帝基”的志向，也是最能够懂得和体谅孙权的志向和野心。在东吴诸臣中，从整体的战略上、在全局上能够把握东吴的政治方向、政治目标的，是周瑜和鲁肃。尤其是鲁肃，把舵把得更稳健，更坚决。

周瑜亲自去请鲁肃时，力劝他不要听刘子扬之言投郑宝，而应该出仕孙权。他说：“承天运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推步事势，当其历数，终成帝基，以协天时，是烈士攀龙附凤驰驽（骛）之秋。”（此语又见《三国志·鲁肃传》）周瑜早就认定，跟着孙氏兄弟必能成就一番开天辟地、建立帝基的大事业。

而鲁肃一出山，就向孙权提出这样的政治大略：“汉室不可复业，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竟长江所极，据而守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卷六《孙权领众据江东》）凭借长江，划江而守，然后伺机北伐，取得天下，这真是一番绝好的议论，可与诸葛亮“隆中对策”相媲美。

鲁肃提出的这个政治目标，实际上也是周瑜的目标。鲁肃之所以受到周瑜的器重，周瑜临死时推举他接替自己担任大都督，就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政治志向和政治目标。实际上，正是周瑜和鲁肃，在汉末大动乱时代为整个孙氏政权提出了明智的政治抉择。

周瑜分别向孙策、孙权两次推荐重要的人才，这体现出周瑜以人为本、以人才争天下的政治谋略。

纵观汉末诸侯之争，其实就是人才之争，所谓“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袁绍、袁术、刘表、刘璋等一批曾掌握实权、独霸一方的诸侯，都因为不会用人，终归失败，而曹操、刘备、孙权等都因为手下各有一批能人贤才相辅佐，才得以脱颖而出，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

所以周瑜为孙氏政权做的最好的工作，就是得人才这个工作。正是因为周瑜从根本上指出人才为立国之大政，孙权一旦成为一方之霸以后，首先做的就是招揽人才，“连年以来，你我相荐，遂得数十人”，“共相辅佐，由此江东人物，天下称之”（卷八《孙权跨江破黄祖》），这就为日后三分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应该归功于周瑜最早定下的这个政治谋略，而且自己率先做出推荐人才的行为。

建立帝基

周瑜一生始终坚持辅佐孙氏建立帝基、开创帝业的政治目标，所以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以这个政治目标作为出发点的。

建安七年，曹操命孙权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朝廷做官，实际上是作为人质借以要挟孙权。张昭等人觉得曹操势力太大，应该照他说的这么做。

但是周瑜坚决不同意，他对孙权说，如果应从了，“便见制于人”，顶多您只能封侯，“仆从十余人，车数乘，马数匹”，这怎么跟“南面称孤道寡”同日而语呢？你本来和曹操是平起平坐的一方诸侯，一旦称臣于他，就失去了自己的地位（卷八《孙权跨江破黄祖》，《三国志·周瑜传》引《江表传》略同）。

这件事显示出周瑜之所以在“外事”上比张昭更有远见卓识，不是因为别的，就因为他始终保持辅佐孙权称霸天下的雄心大志。

建安十三年，曹操袭取襄阳、江陵之后，率83万大军，号称百万，水陆并进，约孙权“猎于江夏，共伐刘备，同分汉土，永结盟好”（卷九《诸葛亮舌战群儒》）。这时江东大臣如张昭等纷纷提出投降的建议，“以为万安之策”，好歹不失我江东之地。只有鲁肃独持异议，并请诸葛亮前来下说词。但是孙权仍然犹豫不决，他既不愿放弃南面为王的地位，又对曹操大军心有恐惧。

这时周瑜任大都督，镇江东水陆军马，正在鄱阳湖训练水军。他立刻赶到柴桑郡，旗帜鲜明地反驳各位文臣的见解，说：“此迂儒之论也！且江东自破虏将军开国以来，今历三世，安可一旦而废之？”

周瑜认识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臣服于曹操的问题，而是丧失自己的政治地位、放弃自己的政治目标的大问题。周瑜更看重的是建立“帝基”的政治目标，他认为，只要你能坚持这种政治目标，你就有自己的地位；你失去这种政治目标，就没有自己的地位。这是东吴的根本利益。

接着周瑜力劝孙权抗曹：“操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余业，据江东之地，方数千里，兵精粮足，英雄云集，当横行天下，为国家除残去秽。况曹操自送死耳，岂可降之耶？”（这段话又见于《三国志》）

周瑜还决绝地表示：“某与将军决一血战，万死不辞！”孙权也因此尽释所疑，决心抗曹（卷九《周瑜定计破曹操》）。

当东吴处于危难之际，是周瑜坚持了正确的政治立场，为东吴的前途指明了方向，也为东吴君臣抗击曹操大军坚定了信心，激励了士气。

周瑜始终把东吴的利益摆在第一位，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为了实现这种政治目标，他处心积虑、呕心沥血。对此，孙权看得很清楚，他曾推心置腹地对周瑜说：“子布（指张昭）无谋，各顾妻子，挟持私虑，深失于所望。独卿及子敬与孤同耳，天以卿二人赞孤也。”（卷九《周瑜定计破曹操》）

知遇之感

那么，周瑜为什么如此忠心耿耿地辅佐孙氏政权呢？

我觉得，首先是因为乡邦之谊。周瑜的故乡是庐江舒城，也就是现在安徽庐江县一带。他生在江东，长在江东，当然有责任、有义务要辅助东吴政权。

其次，更重要的是对孙策、孙权的“知遇之感”。在这一点上，他与孙氏政权之间的关系，就像诸葛亮与刘备之间的关系一样，都鲜明地体现出“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观念。

周瑜在群英会上对蒋干说：“大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必行，计必从，祸福共之。假使苏秦、张仪、陆贾、郦生复出，口似悬河，舌如利刃，安能动吾铁石之心也！”（卷九《群英会瑜智蒋干》）这应该是他的真心话。

周瑜之所以这样说，是有原因的。孙策的父亲孙坚讨伐董卓时，移家到周瑜的故乡舒城，周瑜和孙策两人同一年出生，从小交情密切，结为兄弟。周瑜比孙策小两个月，所以“以兄事之”。后来他们又分别娶乔国老的两位女儿大乔和小乔为妻，这就是周瑜所说的“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

因此，孙策死后，吴夫人嘱托周瑜：“江东之事，全仗公瑾。愿无忘伯符之言，则孙氏举族荷戴矣！”周瑜拜伏于地：“敢不效犬马之力，继之以死乎！”

孙权也对周瑜说：“权愿不忘先兄之言，明公训诲。”周瑜再次顿首：“某以肝胆涂地，以报相知之恩。”（卷六《孙权领众据江东》）

在中国古代，“知遇之恩”之所以对士人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是因为它为士人的自我实现创造了最佳选择。对中国古代的士人来说，“知遇之恩”促成了情志与才智的互动，自我才智的发挥产生了巨大的人生幸福感和成就感，它成为人生追求的一个高层次的目标。

三分天下，群雄争鹿，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里，每个人都面临着多种选择。各种选择都有成功的可能性，也都有失败的可能性。在这个时候，重要的问题不是能不能选择成功，而是能不能选择一个很好的君主，能够充分地信赖你的君主，以便“言必行，计必从”，充分地施展你个人的才华，实现你个人的价值。作为一个士人，他本身不是要夺得天下的，而是要在这种夺取天下的过程当中展现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

对周瑜来说，东吴孙氏政权的确给他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提供了一种充分施展才华的极大的可能性。周瑜远大的政治目标，始终不是盯在东吴一地，他始终把东吴看成一个国家，一个朝廷，他觉得以东吴的势力一统天下是有着充分的可行性的。

在当时，汉朝还是完整的一个王朝，曹操的办法是打着汉朝的旗号来推行他一系列的政治措施、军事措施，这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做法。作为东吴一方，虽然势力相对其他的几路诸侯要强大，但已不可能再“挟天子以令诸侯”了。以曹操的势力，东吴孙氏政权也不可能直接跟他抗衡。东吴政权能够做到的，就是第一步坚守东吴一地，建立独立的、稳固的根本之地，所谓“帝基”；然后再进一步，才是进取中原，取得天下，建立帝业。

对周瑜来说，这是很好的施展才华的一种前景，更不用说孙策、孙权先后都把周瑜看作心腹之人，非常重用他、信赖他，他的政治舞台非常宽阔。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他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瑜进攻南郡时，受了箭伤，疼痛异常，饮食俱废，众将都不愿出战，想要退兵回江东。这时周瑜说：“大丈夫既食君禄，当死于战场，以马革裹尸还，幸也！岂可为吾一人，而废国家之大事乎？”于是坚持披甲上马，与曹军对阵（卷十一《诸葛亮一气周瑜》）。东吴此时并非“国家”，而周瑜却把它看成是一个国家，愿意为之“死于战场”，这是他一贯的想法，也是他一贯的信念。

在赤壁大战中，周瑜的政治理想得到了充分的实现，而周瑜在东吴的“辅臣”地位也在实践中得到了巩固。

赤壁大战之后，为了吴国的根本利益，周瑜协助孙权进一步明确和制定了建国方略：一是北拒曹操，始终把曹操定为主要的抗击对象；二是既联合刘备集团，又设法限制刘备集团力量的发展壮大。

这一方略，在很长的时期里决定着东吴的根本大政和发展方向。周瑜本人也正是在辅助孙权制定和实践这一方略的过程中，展示自己的雄心大志，发挥卓越的辅臣作用。为了报答“知遇之恩”，为了共创帝国大业，周瑜最后劳累过度，英年早逝。

文章转载自公众号：京师文会

往期回顾：

郭英德老师讲《三国演义》（一）：正直真诚的猛将兼莽汉——张飞

郭英德老师讲《三国演义》（二）：正直真诚的猛将兼莽汉——张飞

郭英德老师讲《三国演义》（三）：正直真诚的猛将兼莽汉——张飞

郭英德老师讲《三国演义》（四）：正直真诚的猛将兼莽汉——张飞

文章作者

郭英德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在戏曲小说、散文史、古典文献、学术史等方面卓有建树。著有《中国四大名著讲演录》《读三国 说英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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