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大门是从海上被攻破的，因此对于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来说，沿海地区经历了从“大后方”到“前沿”这么一个180度的回转认知历程。虽然很痛苦，但是好歹唤起了一些头脑相对清醒之人的海权意识。特别是1856-1860年的那场堪称奇耻大辱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痛定思痛的朝廷终于开始认真思考海防这个议题。虽然在这期间“塞防”论时不时的以抢夺经费的名义跳出来抢抢镜头，但终究“海防”总算从配角升级到了主角。国家开始重视海防了。

中途流产的阿思本舰队是中国试图建立近代海军的首次尝试

可是，从阿思本舰队开始一直到辛亥风云起，晚清的海军建设道路始终是处在坑坑洼洼、磕磕绊绊、进一步停两步的艰难局面，说是举步维艰一点都不为过。可是从账面上细算下来，钱不可谓花的不多（相对清政府的财政收入）、高层不可谓不支持、办事之人也不可谓不努力，可为何还是举步维艰呢？

农耕文明养不起近代海军

位于马尾的船政厂区全图，中国的近代造船工业起步并不算晚

江南制造局的火炮车间，整个晚清时期中国的军火工业基本上一直在紧跟世界先进潮流

纵观晚清创建海军的种种努力，不管是买船还是造船，所买之船或者是所造之船放在当时均不算落后，国造舰方面，福建船政的“万年清”、“伏波”、“扬武”、“威远”、“开济”、“龙威”、“广乙”、“建威”等舰在建成下水之际均是当时尚算先进的军舰，并且紧跟着当时木肋木壳舰、铁肋木壳舰、钢甲舰、鱼雷巡洋舰和鱼雷炮舰的发展潮流，至于当时国内尚无能力建造的海防炮艇、撞击巡洋舰、大型铁甲舰、装甲巡洋舰、防护巡洋舰、练习巡洋舰、鱼雷艇、驱逐舰、川江炮舰、长江炮舰和航海炮舰等则都走外购的渠道，不论是北洋海军向英国订购的“伦道尔”炮艇、“超勇”级撞击巡洋舰、“致远”级防护巡洋舰，向德国订购“定远”级铁甲舰、“经远”级装甲巡洋舰、“左二”级鱼雷艇；清末新建海军分别向英国和德国订购的“海天”级防护巡洋舰、“肇和”级练习巡洋舰、“海容”级防护巡洋舰、“长风”级驱逐舰、“新珍”级川江炮舰；向日本订购的“江元”级、“楚泰”级长江炮舰和“永丰”级航海炮舰在建成下水的时候与同时代同类军舰相比毫不逊色。可以说，大清国的那些靠读《四书五经》混迹官场的大人们在挑选军舰的时候思想可是一点也不陈腐，就像小孩子冲进玩具店的时候尽检新潮的好东西挑、恨不得把整个玩具店的好玩具都买下来带回家。可是，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兜里的钱不够，一直不够！

驻德公使许景澄，他曾负责购买一系列中国海军德制军舰的谈判交涉

虽然大清国的公使们几乎个个在与各国船厂交涉的过程中都练成了让买菜大妈们自愧不如的砍价高手；虽然各国的船厂为了招揽清政府这个绝不赊欠的优质客户而给出了十分优惠的价格：伏尔铿船厂为“定远”级铁甲舰船体的报价仅仅为英国船厂的二分之一，比反复降价的法国船厂还便宜不少，火炮、炮弹、鱼雷等各种附属设施甚至还给出了比别的客户更低的折扣（给别家客户3%的折扣给清政府能够达到5%）。但是对于需要建设海军的清政府而言，还是太高昂了。

长年农耕文明的天然限制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古训使得清政府的年收入一直十分“固定”，即便是年景好的年份也不过在七千万两白银上下浮动，贸然加赋是要冒着天下造反的危险的。可是每年的收入固定、用度也是固定的，每年的结余也就这么点儿，而海军是公认的“贵族军种”和“吞金巨兽”，清廷每年结余的数百万两就算全都投入进去也无异于杯水车薪。

永不加赋的祖训在稳定了社会结构的同时也为发展近代海军套上了沉重的枷锁

钱不够用的时候能用的方法无非只有两种：开源和节流，但是作为一个农耕意识浓厚的民族对于加赋是极其反感的，加赋就意味着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增加，但是如果不加赋的话，开源基本就没有可行性。

那节流是不是行呢？当然不行，因为财政收入就必然要有支出，可是支出的项目都是早定好的，每一份支出就牵涉到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八旗子弟和内务府的那一份是动不得的，这一动旗人和公公们能拆掉整座紫禁城；绿营丘八们的军饷也是别想的，虽然这些人打仗不中用，但是闹事的本事还是有的；长江、黄河流域的百姓盼着治河经费；灾民指望着赈灾款；官员们的俸禄、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种种开支。每一款、每一条都是一张嗷嗷待哺的嘴，原本就没打算留给新生的海军一个铜板，所以在晚清海军初创期不得不借用旧式绿营水师的编制和经费勉强维持。可是，蒸汽机军舰的维护成本又岂是古董级的师船可以比拟的？

海军，不管是风帆时代还是蒸汽时代，都是当时工业和教育最高发展水平的体现。尤其是进入蒸汽时代后，一艘钢铁战舰背后涉及的相关产业涵盖了煤炭、采矿、冶炼、物理、化工、电报、木工、机械、教育等等几乎当时所能想象到的全部行业。毫不夸张的说：缺了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战舰就不可能形成有效的战斗力。而这些配套产业在当时的中国要么处在起步阶段、要么处在残缺状态、要么干脆就是一穷二白状。在产业工人还未形成一个阶级，工业化还只是看上去很美的状态下，即便举国奋发、齐心协力、排除一切艰难险阻，维持一支类似于北洋海军规模的近代化海军也是十分吃力的事情，就好比一个工薪阶层养不起一辆劳斯莱斯一样。即便能奋一时之雄起，在某一时期投入大笔经费通过外购能快速的建立起一支可观的舰队，可是在做完这些后往往后继乏力，已经建立起来的舰队不可避免的白白耗费了原本因有的价值。

蒸汽军舰之于中国就相当于劳斯莱斯之于普通家庭，养不起

没有开源、又不会节流，绝对养不起近代海军，没有工业化就没有近代海军，这是清代海军建设艰难的客观原因。

高层对近代海军战略考虑的缺乏

农耕文明状态下的中国也并不是没有重视海洋的时候，由汉至唐、甚至是偏安东南的南宋王朝的海洋贸易十分繁荣，也有一支颇为可观的海上力量，为今人自喜不已；永乐大帝时代郑和下西洋的庞大舰队也让今天的人们神驰。不过，此举更多体现的是君王的意志而不是全民的意识，一旦君主换届，新上来的不具备这种意志，那么对海洋的重视甚至是兴趣也会戛然而止。即便是显赫一时的郑和舰队，在先后失去了缔造者永乐大帝和灵魂人物郑和后就很快化作尘土。

郑和之后再无郑和，郑和船队随着郑和的故去最终化为尘土

农耕文明的民族很难自发的去探索海洋，农民关心的是他土地的收成；渔民虽然靠海吃海，但是也绝不会冒险离开海岸线去远海捕鱼，因为在“没良心网”不那么流行的时候，近海的渔业资源还是足够其捕捞的；商人畏惧于海洋的波涛汹涌以及巨大的运输成本（在没有GPS定位导航和全程海军护航体制的时代，商船和水手的损失率一直居高不下），宁愿出钱雇佣外国商船为其冒险运货而自己只需要等在港口。总之，地大物博的中国使得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民族对大海更多的是一种敬畏而不是依赖。农耕经济的完善令统治者内心里最关心的是如何提高单位土地的产量、尽力减小荒年对收成的影响以及保持对农产品运输至关重要的漕运的畅通无阻，海外贸易实在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再说中国向来没有什么海外殖民地，因此海上运输线的重要性也不像海洋国家那样性命攸关。因此，我们这个民族，从内心里缺乏海洋意识，也就不会存在多少发展海军的土壤。

清廷虽然同意创办近代海军，可是却不在国家的层面上、以国家的名义创办海军，而是将建军的权力下放给地方，人为的将中国沿海分为北洋、南洋、粤洋三大部分任其分别发展，后又节外生枝的衍生出福建船政局下属的福建船政水师和在甲午以后由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创办的鄂省舰队。地方办海军的初衷很直白，既然是地方督抚大员首先想到要创办近代海军，那么在中枢上下对近代海军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将具体事宜交给提出主张的地方大员来办事很顺理成章的事情。中枢大员一脚把皮球踢给了地方，可是不曾想过海军的创办是需要倾举国之力而为之的天字一号工程，地方办海军，势必不会把眼光上升到国家的高度，跳不出一亩三分地的框框，不管是北洋、还是南洋、福建还是粤洋，在建设各自的舰队过程中要考虑别的洋面的防御问题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这是相关督抚不会考虑也不愿意去考虑的问题，用本省的钱去给外省做嫁衣？凭啥！

北洋海军章程的颁布意味着中国终于有了一支国家经制海军

各省各自为阵，在严重分散了原本就不甚充裕资源的同时，还严重阻碍了国家层面海军战略的建立。在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被升格为北洋海军的时候，中国终于有了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编制的海军，但是这支国家海军毕竟是从一支地方舰队演变而来，而且担负着保卫京畿的重任。朝廷最好北洋海军一直在渤海湾晃悠，一离开渤海湾就会觉得有莫大的不安全感。因此，北洋海军虽然为国家海军，但是本质上依旧没有摆脱地区海军的局限。简单地说，即便是推动近代海军建设的主导者和支持者们，心里也未必知道近代海军对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更别说什么海军战略的概念。

建设海军面临的舆情攻击

自从洋务运动在中国展开的那一天起，各方面对洋务派的攻击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攻击并不能简单的归结于“洋务派妥协卖国”或者是“保守派因循守旧”。而是包括手里掌握着舆论权柄的是大夫阶级在内的全体中国人不明白海军是用来干什么的。

既然不明白创办海军是干什么的，同时创办海军又牵涉到诸多油水颇多的配套设施，比如煤炭、钢铁、电报、铁路等都大有油水可捞，那么就等于一大块肥肉被一方的督抚大员掌握着，自然会遭致各界的怀疑和非议，尤其是以骂人为本职工作的言官御史。

“（李鸿章）今既奉命会办，设遇海氛，仍踵故智，拥兵自卫，……（所用）皆贪诈卑污之辈，遍布海军，一旦有警，祸甚噬脐，悔之何及……是水师，并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乃直隶天津之水师；非海军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再阅数年，兵权益威，恐用以御敌则不足，挟以自重则有余”、“上年边务迭兴，议和则李鸿章必占人先，议战则李鸿章必落人后”、“自办洋务以来，造机器，广招商，置兵轮，购枪炮，由李鸿章奏办者几十年，糜国帑以亿万计，百弊丛生，毫无成效”（《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兵部左侍郎黄体芳奏》）。

以骂李鸿章最终声名鹊起的清流四谏之一的黄体芳

作为前清流“四谏”之一的黄体芳向以言辞犀利著称，他的这道弹劾奏章真实性到底有几何暂且不去讨论（清流言官向来有大嘴巴的毛病，弹劾奏章若一击命中就名声鹊起，若不中也没有任何损失，以防挫伤风闻言事的积极性，属于典型得“诬告无罪”），但是这份奏折背后透出的是舆论对洋务派主导创办近代海军的敌视情绪。虽然黄体芳因为这道奏折让中国近代海军最主要的支持者慈禧太后十分震怒，以黄体芳“妄议更张，迹近乱政”罪名，交吏部议处。光绪十二年（1886），兵部左侍郎黄体芳官降二级，贬为通政使司通政。但是处罚了区区一个黄体芳，又怎能改变清议舆论对洋务派执掌海军事务的不满和敌视呢？更何况，这些实质上阻碍了中国近代海军发展的人们由于掌握了舆论的话语权，在当了绊脚石之后却无一例外的留下了“不畏权贵、敢言直谏”的好名声。

慈禧太后是中国近代海军的强力支持者，清流舆论也因此给她扣了不少罪名

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在于：洋务派不容于当时的主流价值观，从事洋务者往往被认为是“事鬼之徒”（卖国贼）。这种观点贯穿洋务运动的始终，海军可以说是全社会的眼中钉和肉中刺，每当国家银根紧缩，节流经费的快刀第一个砍向的就是海军，与户部和地方争夺经费成了北洋海军缔造者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任内的必修课，太多的精力耗费在这种毫无意义的扯皮之上。

舆论中反对海军建设的理由很多、似乎也很充足：国家经费不足，已经投了那么多钱在海军里头了，却看不到实际有多少回报的效果，就是办事人无能不得力；既然海军已经规模初具，那为什么还要每年投那么多钱给海军呢？这里面肯定有猫腻；同样是干活出力、当兵吃粮，凭什么海军的工资就比别人高那么多？平日里不打仗，花那么多钱养着这批人不浪费吗？如此种种，至今仍然在舆论中很有市场。

北洋海军旧将叶祖珪，因为他的努力制止了撤售“海天”等五艘主力巡洋舰的主张企图

直到甲午战争结束，清政府重建海军过程中：一方面是由于空前惨败耻辱的刺激、痛定思痛的中枢认识到了海军对国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因为扳倒了洋务派的请流派掌握了重建海军的主导权，因此社会舆论对海军建设的攻击一下子少了许多，可仍旧没有完全平息。更有甚者，直到庚子国难之后仍有顽固派大臣上奏认为海军靡费无用,提出撤售“海天”等五艘主力巡洋舰、贴补庚子赔款的同时显示中国永无与列强交恶之“诚意”，后经叶祖珪、刘冠雄等北洋海军旧将力争方才得以保留。舆论中始终存在着一股反对近代化海军的力量视为阻碍近代海军在中国发展的隐形障碍。

在逆境中惨淡经营的海军，更值得纪念

虽然艰难、虽然备受敌视打压，中国海军的精神始终不曾屈服过

虽然困难重重，一路坎坷，还连遭打击，但是近代中国海军依旧在来自四面八方的阻挠下缓慢却又顽强的前行着。顽固派的阻挠、清流派的责难、老百姓的漠不关心、外在敌人凶狠的打击、内部政敌的无情暗算，面对这一切，总是有人会挺身而出，支撑着并不强大的中国近代海军继续迈出沉重的前进步伐。虽然有停顿、甚至倒退，但从不曾有过放弃；虽然背负枷锁，脚步却从不停下。这就是虽然中国近代海军境遇悲惨却不曾“断代”的精神支柱，这样的海军，值得尊重和纪念。而在逆境中惨淡经营海军的人们，本人认为他们是一群难能可贵的人，一群值得纪念的人，一群不该被遗忘的人。

只要一面军旗还在，中国海军永远都有崛起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