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罪代刑现象由来已久。东汉后期，被举荐为贤良方正的刘瑜上书朝廷时提到，当时的地方官府贿赂横行，残民以逞，导致民怨沸腾，化身贼党，官府又兴兵诛讨，在这种情形下，“贫困之民，或有卖其首级以要酬赏，父兄相代残身，妻孥相视分裂。”（《后汉书》卷）由此以后，顶罪代刑无代无之，而尤以清代为最甚。考察清代民间顶凶卖命的历史，或许可为我们更为清晰地认识此种司法乱象提供一面镜子。

清代司法中的“宰白鸭”现象

清朝嘉庆年间，名吏张问陶任莱州知府，一次，他受省按察使衙门委派，覆审即墨县一命案。在覆问过程中，凶犯王小山对杀人罪状供认不讳，其供词熟练流畅，与原供无丝毫出入，似背诵好了一般。这种情况自然引起了张问陶的注意，再仔细端详王小山，见其年不过二十，手无缚鸡之力，根本不像杀人凶手的样子。张问陶心想其中恐怕有冤情，在他的再三开导之下，王小山终于承认自己是代人受过，真正的杀人凶手是富家公子屈培秋。原来，王小山一家债台高筑，不得已收了屈家二百两银子，约定由王小山为屈培秋“顶缸”，供词全是事先商量好的。张问陶廉得其情，既怜小民之艰辛，复恼富人之奸狡，遂援笔判道：

杀人者死，律有常刑，所以惩凶匿、儆邪辟也。若有钱可以买代，则富家子弟将何所顾忌？皇皇国法，是专为贫民设，而非为富豪设矣。有是情乎？有是理乎？……屈培秋以口角细故用刀杀人，其罪已不可逭。而又不束身司败，以二百金买人一命，蔑视王法，殆无是过。夫使二百金可买一命，则家有百万，可以屠尽全县。以一案而杀二命，其罪更何可恕？须知，前一杀尚出于一时愤懥，或非居心杀人；后一杀则纯为恃富杀人，有心杀人。误杀者可免抵，故杀者不可免也。屈培秋应处斩立决，并于行刑前先杖二百。王小山顶凶卖命，依律亦应杖责，姑念出自孝心，为养活父母计，应从宽免责。……（襟霞阁主编《张船山判牍菁华》，上海中央书店，1934年，第57—58页）

“宰白鸭”多见于闽、粤两省，或许与当地的械斗之风有直接关系。赵翼在《簷曝杂记》中写道：“闽中漳、泉风俗多好名尚气……民多聚族而居。两姓或以事相争，往往纠众械斗，必毙数命……未斗之前，各族先议定数人抵命，抵者之妻子给公产以赡之。故往往非凶手而甘自认，虽刑讯无异词。凡械斗案，顶凶率十居八九也，其气习如此。”清后期的周寿昌也在《思益堂日札》中写道：“今时广东、福建顶凶之弊，惟械斗案最多，恶习相沿，殊不易破。”

顶凶卖命的原因

顶凶卖命在清代为何多发，以致成为命案的常态？仔细想来，恐怕其间既有技术的原因，也有制度的原因，更有社会的原因，而制度原因和社会原因尤其值得关注。

其一，“重供不重证”的证据制度是顶凶卖命现象的制度诱因。有清一代，“罪从供定，犯供最关紧要”（汪辉祖《佐治药言》）因为清律中规定，除了罪犯在逃，可以“众证明白，即同狱成”，在一般情况下，“内外问刑衙门审办案件……鞫狱官详别讯问，务得输服供词”。（《大清律例·名例》）又规定：“凡狱囚，徒流死罪，各唤本囚及其家属，具告所断罪名，仍责取囚服辩文状。如不服者，听其自行辩理。”（《大清律例·断狱》）制度既然如此，于是实践中承审官员心中只有口供，“一经认实，即为了事，究竟所供者是否可信，不暇问亦不愿问也。”尤有甚者，“明知其为‘白鸭’，而亦就供论供，不复穷诘。”（《张船山判牍菁华》，第59页）客观地讲，“罪从供定”的证据制度有其历史的合理性，然而其缺陷和不足之处也是非常明显的。司法实践中，主事者如果不能以职业良知纠正制度之偏，极易酿成冤假错案，可见制度对人的巨大作用。进入民国后，“重供不重证”的证据制度一变而为“重证不重供”，民间的“宰白鸭”现象才渐渐减少。

其二，贫富不均的现实是顶凶卖命现象层出不穷的社会土壤。“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杜甫笔下唐代贫富悬殊的冷峻写照，也是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普遍现象，清朝自然也不例外。清朝的特殊性在于，社会下行的压力与巨大的人口因素叠加，使得贫富不均的问题更加突出。据文献记载，乾隆末年，中国人口已接近三亿，而到道光中叶，人口更是突破了四亿。在经济凋敝、人口爆炸的大背景下，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无业游民，人命贱如草芥。然而，土地兼并的进程如脱缰的野马，社会财富高度集中，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占有土地达八十多万亩，和珅的家人也各有田六万多亩。乾隆十三年，湖南巡抚杨锡绂说：“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陈明米贵之由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9）道、咸之后，依靠军功起家的湘军、淮军将领们也化身为各地的大地主。湖南湘乡曾国荃拥有耕地六千亩，安徽合肥李家占据的土地竟然达六十万亩之多，河南项城的袁甲三占有的耕地也有四千亩到五千亩。《红楼梦》借刘姥姥之口道出了当时的冷峻世情：“这样螃蟹……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了。”（《红楼梦》第三十九回）正是这种贫富悬殊的残酷现实使得富人和贫民之间的买命“交易”成为可能。“唯其贫富不均，所以富者可恃富以杀人，贫者束手以待人杀。”（《张船山判牍菁华》，第59页）若这一社会土壤不彻底改良，顶凶卖命现象就不可能完全消失。

结语

顶凶卖命只是清代司法乱象之一，回首这段历史，不仅使我们有儆于旧中国的黑暗和腐朽，更会唤起我们内心深处对司法工作的敬畏。正如纪晓岚的父亲纪容舒所言：“甚哉治狱之难也，而命案尤难。有顶凶者，甘为人代死……讼情万变，何所不有！司刑者可据理率断哉？”（《阅微草堂笔记》卷5）光绪年间的陈惟彦也曾郑重提醒道：“余历任府州县，所讯顶凶案频有之……余为此惧，故不愿久任地方，特书之以戒子弟，切勿轻任法官，万一任之，断不可掉以轻心也。”（《宦游偶记》卷上）（中国法院报）

本文作者：渭南日报(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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