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汤（？—公元前116年12月），西汉时期官员、酷吏，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因为治陈皇后、淮南、衡山谋反之事，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张汤先后晋升为太中大夫、廷尉、御史大夫。

一、少时聪颖、才华初露。

张汤是杜陵人。他的父亲曾任长安丞，出外，张汤作为儿子守护家舍。父亲回来后，发现家中的肉被老鼠偷吃了，父亲大怒，鞭笞张汤。张汤掘开老鼠洞，抓住了偷肉的老鼠，并找到了吃剩下的肉，然后审讯拷掠这只老鼠，传布记录罪犯案件的文书，反复审问，（准备）把判决的罪罚报告上级，并把老鼠和吃剩下的肉都取来，案件明确后，将老鼠在堂下处以磔刑。他的父亲看见后，把他（审问老鼠的）文辞取来看过，如同办案多年的老狱吏，非常惊奇，于是让他书写治狱的文书。父亲死后，张汤担任长安吏。

二、广结善缘、剪除豪强。

张汤虽做了大官，自身修养很好，与宾客交往，同他们喝酒吃饭，对于老朋友当官的子弟以及贫穷的兄弟们，照顾得尤其宽厚。他拜问三公，不避寒暑。

张汤喜欢严惩豪强，弱势群体犯了罪，哪怕确实应该依法惩处，他也会设法向皇帝说明罪犯的难处，要来特赦。

三、狡诈多变、玩弄智谋。

有人盗走了汉文帝陵园的陪葬钱，丞相庄青翟上朝，与张汤相约一起谢罪。至武帝面前时，张汤暗想，只有丞相在四时到各园陵拜祭，此事只应由丞相请罪，他自己并不参与其事，没有必要（承担责任）谢罪。丞相谢罪后，武帝派御史查办这件事。张汤欲呈上（丞相四时巡视陵墓的）法令条文，暗示丞相知道偷盗者而故意放纵，犯了见知故纵的法令。

开始时担任小吏，虚情假意地与长安的宫商大贾田甲、鱼翁叔等人关系密切。及至官达九卿的职位，收纳和交结全国各地的知名士大夫，自己心中虽然并不赞许对方，然而表面上仍表现出敬慕之情。

四、唯上是从、八面玲珑。

他断决的罪犯，若是汉武帝欲图加罪，他便让廷尉监或掾史穷治其罪；若是汉武帝意欲宽免其罪，他便要廷尉或掾史减轻其罪状。

张汤接手的第一个特大案件，是皇后陈阿娇用巫术诅咒皇帝的案子。那一次，张汤的酷吏作风得到充分展示，最后杀了300多人，陈皇后也因此被废——敢对皇后这么狠，当然是看准了汉武帝夫妇感情不好，早憋着废皇后的心。

后来，张汤又审理了淮南、衡山、江都几个诸侯王的谋反案，做法是“皆穷根本”，处死了上万人。汉武帝想轻判几个人，张汤竟一反常态，据法力争，认为这些人非处死不可。众所周知，打击诸侯王是汉武帝一朝的基本国策，但他又不愿显得太漠视亲情。面对一个“外施仁义而内多欲”的皇帝，张汤的表现当然不奇怪——按照角色分配，完成自己的表演而已。

五、腹诽创始、不择手段。

元狩年间，正是汉朝和匈奴战事最激烈、花钱如流水的年份。为了筹措军费，张汤和汉武帝商量出一个“白鹿币”的创意。诸侯王朝贺天子的时候，要进献一种苍璧，苍璧下还要用一种特别的白鹿皮做垫子。这种白鹿皮，只有皇帝的上林苑有，定价四十万钱一张。这样一来，诸侯王就要额外再上缴四十万钱。颜异当时是大农令，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长，听说这件事后，说了一句“本末不相称”。这个表态，显然是站在了诸侯王那一边。在国家最缺钱的紧要关头，如此不配合决策层的工作，汉武帝当然对他起了杀心。张汤弄出一个“腹诽”的罪名，前提是汉武帝本来就想置颜异于死地，以此来震慑那些有不同意见的官员。

六、遭人陷害、招怨致祸。

丞相府的三位长史准备打击张汤，以罪名陷害他。他们派属吏逮捕审讯了张汤的同案证人田信等，说张汤将向武帝奏报提出建议，田信都事先知道，因此屯积取利，与张汤平分。他们还说张汤有其他奸邪之事，这些话很快传到武帝那里，汉武帝问张汤说：“我所想要做的事，商人都事先知道，越发囤积那些货物，这好像是有人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们一样。”张汤听后没有谢罪。于是汉武帝又派赵禹责备张汤。张汤于是上疏谢罪说：“张汤没有丝毫的功劳，从刀笔吏起家，因得到陛下的宠幸而官至三公，没有任何可开脱罪责之处。然而阴谋陷害张汤的，是丞相府的三位长史。”于是自杀身死。

七、清正廉洁、恩泽后世。

张汤死后，家里的财产不超过五百金，都是得自皇上的赏赐，没有其他产业。他的兄弟之子要厚葬张汤。张汤的母亲说：“张汤作为天子的大臣，被恶言污蔑致死，有什么可厚葬的！”遂用牛车装载他的尸体下葬，只有棺木而没有外椁。汉武帝知道后，说：“没有这样的母亲，不能生下这样的儿子。”因此穷究此案，将三位长史处以死罪，丞相庄青翟被迫自杀。武帝痛惜张汤之死，逐渐提拔了他的儿子张安世的官职。张汤的遗言，重点不是报仇，而是为儿子铺路。到昭帝、宣帝时代，张安世被封为富平侯，贵盛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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