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大胜

1898年8月2日，光绪帝发布一道上谕，鼓励大小臣工倡言改革，提出个人看法。中央各部院的司员有条陈者，可由堂官代奏；一般士民百姓有上书言事者，可赴都察院呈递。同时要求各部院堂官不得碍于旧制，阻挠臣工及士民言论上达天听。此举受到青年知识分子和部院司员的欢迎。

礼部主事王照看到皇帝的诏旨，赶紧写了一封意见书，表达对重大意见的看法。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王照建议皇上奉皇太后巡幸中外，可以从近邻日本开始。另还建议在礼部之外设立教部，专门管理宗教，尤其是儒教方面的事务，这明显来自康有为关于儒学的见解。这些建议在礼部掀起轩然大波，许应骙也明了王照与康有为的关系，与满尚书怀塔布拒绝代为上奏。这激怒了王照，他在康党的鼓动下，具折弹劾礼部堂官阻挠新政。许应骙与怀塔布等人本想拒绝，王照说如果再被拒绝，则要上呈都察院。礼部诸堂官权衡利弊之下，只好代奏。

许应骙，字筠庵。戊戌变法时任礼部尚书，被光绪下令免职。政变之后任闽浙总督

光绪皇帝知情后，大怒不已，重申广开言路的上谕，命吏部就王照事件做出处分。吏部按照谕旨和大清成例，给予礼部六堂官（满汉二尚书、四侍郎）“应奏而不奏降三级使用”的处罚。光绪皇帝认为处分太轻，许应骙、怀塔布等人明知故犯，抗旨不奏，阻挠圣听，罪大恶极，即行革职。并表彰王照不畏强御的精神，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直接罢免一个部门正副所有主官，这在政界影响很大。进退大臣太骤，造成政权的不稳定，也造成保守势力集结，纷纷到慈禧太后那里哭诉。

与此同时，光绪皇帝提拔了军机四章京，即杨锐、林旭、刘光第和谭嗣同。四位新章京所属阵营不同，共同的特点是有新思想，办事效率高，行政能力强。光绪皇帝的本意是在不触动旧体制、保留原有官员的情况下，提拔新人专门办理新政，给暮气重重的官场带来新气象，也算是无法开制度局的一种替代措施。可美好的想法并没有获得多少支持，四章京上班伊始，就遭到同僚的百般刁难。

光绪画像

军机大臣和下面的军机章京都把皇帝任用杨锐、林旭、刘光第和谭嗣同四位新人，归结为一点，即准备废除延续百余年的军机处，彻底改变祖制。保守派把矛头纷纷指向康有为，认为康有为误导了皇帝， “康不得去，祸不得息”。

光绪皇帝时常下诏旨，甚至有一天发布几份上谕的情况，部院堂官和各省督抚疲于受命，根本没多少心力施行。很多官员对新政有抵触情绪，阳奉阴违，观察政治的风向，只有湖南巡抚陈宝箴真正实践，短时间的成效又很有限，只是气象略有革新。

在保守的大清，似乎颁布任何一项措施都要经过争论，搬动一个桌子都要有论辩，改革寸步难行。以后又有是否开懋勤殿、聘请伊藤博文为客卿的争论。这些措施明显超出了慈禧太后的接受范围、许可范围、容忍范围，加之刚毅、许应骙、怀塔布等人时常在慈禧太后面前哭诉诽谤，两宫之间的政治分歧越来越大。光绪皇帝明言，如果自己没有充分权力，不如不做皇帝。奕已死，张之洞远在湖广，荣禄被外放到了天津，奕劻居中调解的效果有限。保守势力在慢慢地集结，光绪皇帝真正成了孤家寡人。

《明定国是诏》原件，现藏首都博物馆

在困难面前，年轻的光绪皇帝一筹莫展。他找杨锐等人商量过，但军机章京实在人微言轻。杨锐明言不愿涉入帝王家事，以免取戾招祸。杨锐自然不愿林旭等人给出什么激进的意见，但林旭完全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捆绑在一起。他们甚至召集绿林人士，策反不可能造反的袁世凯，准备“围园杀后”，这些谋反行为严重违背政治伦理，让日后光绪皇帝百口莫辩。

光绪皇帝再不满，绝无杀害慈禧太后的心思，两宫诚然有政治见解的分歧，却还没有上升到肉体消灭的程度。“围园杀后”的阴谋暴露后，光绪皇帝在八旗亲贵和百官臣僚中的威信降到最低，他无法解释康有为等人为何要采取紧急措施，也无法堵住悠悠众口，满怀热情的新政改革成了一场无言的悲剧。面对自己重用大臣的被杀和新政基本被推翻，光绪皇帝无助又无解， 索性撂挑子不干了，不再坚持亲政，既然慈禧太后想全部掌握权力，那就让她随意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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