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是个相当崇尚金银制品的王朝，它是皇室贵族彰显地位的标志，是富商巨贾撑足门面的利器，就连用不起金银器的普通百姓，也将金银器的造型和色泽融入到了瓷器的制作之中，以满足其人前炫耀的虚荣。那么，这个延续了近三百年的王朝，对金银器的崇尚程度有什么留给后世的物证呢？检阅史册，这些金银器又是如何撑起了大唐的浮华呢？

还是从一项重大的考古发掘说起吧。1982年元旦,在江苏丹徒县丁卯桥附近工地,发掘出一个大型的唐代银器窖藏,出土的器物共计九百五十余件,有瓮、龟负"玉烛"、酒令筹、盒、盆、托子、碟、盘、碗、杯、注子、瓶等,重约55公斤。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一组制作精美的酒令用具——银鎏金“论语玉烛”龟形酒令筒，这支龟形酒令筒由两部分组成，下部是一只錾刻得相当传神的鎏金银龟，上部为一支圆形酒令筒，筒身刻一对龙凤，上书“论语玉烛”四字，而之所以叫“论语玉烛”，则是因为筒中装置的50枚酒令筹。在这些酒令筹的正面刻有酒令文字，上半段刻着《论语》的语句，下半段则刻有酒令内容，共计有“自饮”、“伴饮”、“劝饮”、“指定人饮”、“放”、“处”六种饮酒方式，同时标有“五分”（半杯）、“七分”、“十分”、“四十分”（四杯）、“随意饮”、“放”六种饮酒数量。除了这些酒令筹，还有酒令旗和酒令纛，这两种器物被唐人视为酒宴上的两大法宝，有犯规者则举旗警告，如屡犯则“旗纛俱舞”。

莺来和丝管，雁起拂麾旄。
宛转倾罗扇，回旋堕玉搔。
罚筹长竖纛，觥盏样如舠。
山是千重障，江为四面濠。
——刘禹锡《浙西李大夫述梦四十韵并浙东元相公酬和斐然继声》（节选）

“罚筹长竖纛”，刘禹锡在与中唐显宦李德裕等友人的欢宴中完成的这首酬答之作，描述的正是唐人酒宴中行酒令的场景，而这样的描述，显然与丁卯桥出土的那支龟形酒令筒形成了时空上的呼应。事实上，这正是这些大唐奢侈的金银器被赋予的一种社会属性——烘托气氛、融洽感情的功能，如果说在唐人的意识里，金银器具有延年益寿的功效，那么将宴席的酒器统统换成明晃晃的金银器，甚至连娱酒之器都用金银器打造，那么便会让设宴者在朋友圈中相当有面子，而赴宴者也会觉得自己身价陡增。在众人的推杯换盏之间，这些被用作娱酒工具的酒令筹、酒令纛，不仅不会让多饮了几杯的座上宾客恼火，反而有助于将朋友的欢聚推向高潮，而刘禹锡的另一句“觥盏样如舠”，更是为酒令之中一种特别的酒器——“觥船”作了注解，这是一种大号的酒杯，专作罚盏之用。在大唐遍地诗歌的人文空气中，这些银制娱酒之器的出土，无疑可以让我们重建千年以前奢华的饮宴场，而无论是白居易的“醉翻袖衫抛小令”，还是杜甫的“百罚深杯亦不辞”，此时都可让我们如临其境，喜欢吟风弄月击剑酣歌的唐人，正是借助这些精美的金银器，释放出了他们胸中那份只属于大唐的生命豪情！

当然，在与金银器的对话中，唐人对茶具的偏爱，丝毫不亚于酒具，我们的目光，不妨再投向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次重大考古发现——法门寺地宫的发掘。

位于陕西宝鸡的法门寺，素有“关中塔庙始祖”之称，这座因安置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而名播于世的佛教圣地，尤其在唐代近三百年历史周期中，更是以皇家寺庙的规制，先后迎迓过高宗、武后、中宗、肃宗、德宗、宪宗、懿宗和僖宗八位皇帝，因信奉“三十年一开，则岁丰人和”之说，这八位皇帝曾六迎二送供养佛指舍利，每次都声势浩大，朝野轰动。咸通十五年（874）正月四日，是唐王朝与法门寺的最后一次亲密接触，就在这一天，唐僖宗李儇最后一次送还了佛骨，并按照佛教仪轨，将佛指舍利及数千件稀世珍宝一同封藏进塔下地宫。此后，这座著名的佛教道场在历史的演进中，经历了风雨的剥蚀，也经历了数次兵燹火劫，直到1987年，当法门寺几近倾颓的佛塔需要拆除重建时，佛塔之下的地宫秘境才得以訇然开启，一个埋藏了一千多年的皇家秘密由此大白于天下。

在这次地宫发掘中，一整套华贵精巧的唐代宫廷茶器，被茶文化界视作中国茶文化研究的划时代发现。这套茶具由茶盒、茶罗子、茶碾子、茶笼子、盐台、风炉等物件组成，是目前所知的年代最早、等级最高、配套最完整的宫廷茶具。在唐以前，茶器与酒器等其它食器并不是分开的，随着唐代饮茶之风的盛行，尤其是陆羽《茶经》的问世，唐人对茶具也开始越来越讲究，“水为茶之母，器为茶之父”，水质的好坏直接关联着茶的味道，而器的优劣则直接影响着唐人的饮茶体验，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作为皇宫大内的饮茶之器，当然不能有半点含糊，崇尚金银的皇室贵族既然可以让盛装琼浆玉液的酒器錾刻上黄灿灿的权力标签，对于烹煎天下贡茶的茶器，他们又怎会吝惜成本，改用它材呢？

一千多年前，已经走入帝国晚秋的唐僖宗李儇就这样来到了法门寺，彼时，长于宦官之手权力已被架空的他依然没有放弃皇家奢侈的口体之养，他自己用的是做工考究的金银茶器，供奉佛祖的茶器更是丝毫不打折扣。《茶经》之中专辟一节介绍“茶之器”，即炙茶、烹茶、饮茶所需之器，这位末世皇帝也严格地依照《茶经》所云，供奉了一整套包括焙炙器、碾罗器、贮茶器、点茶器、贮盐器、饮茶器在内的金银茶器，在这套美仑美奂的茶器中，尤以一支鎏金镂孔飞鸿球路纹银笼子制作最为精细，整个笼子模冲成型，通体镂空，纹饰鎏金，据专家考证，它的用途是一支焙篓。按陆羽《茶经》所云，晴日所采之茶，需经多道工序制成团饼，然后，为使团饼首面干燥而色香不减，需将其装入吸热方便而又易于散发水气的焙篓之中，而这支缕金刻银的皇家“焙篓”显然太过堂皇煊赫了，当细密的镂孔、美丽的莲纹、精巧的提梁，共同编织起一个帝国最后的奢华，唐僖宗李儇便将法门寺的地宫之门訇然关闭。这位处于风云飘摇之中的末世帝王，以这份极尽铺张的虔诚进献佛祖，希图祈祷岁稔人和，帝业永昌，却没有想到，在他“藏宝”仅仅过去二十年后,“唐朝”，便成为了一个湮没在风中的王朝。

如果说金银器的存在，让朝野上下涌动起浮华之风，那么对于大唐君臣而言，这些錾银雕金的美器，则成为粘合君臣关系的有效媒介。《开元天宝遗事》载，“宋璟为宰相，朝野人心归美焉。时春御宴，帝以所用金箸令内臣赐璟。虽受所赐，未敢陈谢。帝曰：‘所赐之物，非赐汝金’，盖赐卿之箸，表卿之直也。’璟遂下殿拜谢。” 作为开元初年的政治明星，直言敢谏的宋璟在唐廷有着很高的人望，而从这则佚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唐玄宗的良苦用心，以皇室专享的金箸赐予清正率直的宋璟，既表明了君主的爱才之心，又暗藏了君主的御臣之术，一双金箸，已然在君臣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

当然，做皇帝的，不会单单笼络贤能之臣，一些势大根深的臣子同样需要笼络。史载唐高宗当年要立武则天为后，遭到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大臣们的坚决反对，结果是高宗秘密遣人给长孙无忌送去了一车金银器，目的无他，就是希望通过这一车金银器“以悦其意”；还是唐玄宗，如果说他在“开元”的年号下，只是用一双金箸“打发”了宋璟，那么到了“天宝”这个年号，他对一位权臣——安禄山的赏锡可翻了不知多少倍，据《安禄山事迹》载，天宝十载（750）正月一日安禄山生日，玄宗赐物甚多，记有“金平脱酒海一、并盖金平脱杓一、小马脑盘一、金平脱大盏四、次盏四、金平脱大脑盘一”，彼时，玄宗还希望通过这些金银美器安抚住安禄山，殊不知，这位手握重兵的范阳节度使早已看不上皇帝的这点赏赐，他所觊觎的，乃是皇帝的江山！就在这段隆重的赏赐仅仅过去五年之后，一场“鼙鼓动地”的“安史之乱”，最终成了大唐王朝最不忍回望的梦魇！

如果说，将金银美器赏赐臣子，彰显着皇帝的浩荡隆恩和御臣之术，那么，反过来，各级官吏进奉给皇帝的金银器，则成为唐代社会尤其是唐代中晚期官场邀恩取宠之风的催化剂。“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陷入萧条，为皇室贵族专供金银等美器的作坊显然已经不能满足需求，尽管后来又成立了文思院，仍无法满足皇室有增无减的奢靡之风，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官吏进奉的金银器便成为宫廷的重要进项。如文宗朝，淮南节度使王播曾三次进奉金银器，最多的一次“进大小银碗三千四百枚”，三次进奉的金银器竟达5900多件，而昭宗朝威胜军节度使董昌更是“贡奉为天下最，由是朝廷以为忠，宠命相继，官至司徒、同平章事，爵陇西郡王”。这些各级官吏通过“大手笔”的进奉封官晋爵，而皇帝也尝到了进奉了甜头，不仅不再满足于官员的主动进奉，还公开地以各种名目宣索，如代宗朝，就规定每逢元旦、端午、冬至和皇帝生日，地方官吏都要进献财物，号为“四节进奉”，到了德宗朝，进奉之风更是变本加厉，除“四节进奉”之外，又加入了“月进”、“日进”、“助军”、“贺礼”、“助赏”等名目，可谓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当越来越多本是满足口体之需的金银器成为官员们封官晋爵的“利器”和皇帝横征暴敛的目标，奢华的大唐，最终留给中国历史的，是一声无望的叹息。

遍览大唐金银器，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大唐金银器的功能，除了满足着人们的口体之需、视觉享受，还承载着特有的社会属性，而也正是金银器的这些社会属性，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喧嚣、浮华而又多元的大唐生活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