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皇太极建立清朝的君主制度以来，尽管皇太极煞费苦心，却并不能消除满足社会内部的固有矛盾。以奴隶制为基础，以扩大家族形态为外壳的八旗制度，毕竟是一种极为落后的社会形态，只有依赖不断地掠夺才能生存。

由于满足社会内部的阶级分化日益明显，以八旗贵族的奴隶制经济来调剂补充八旗兵丁的小农经济已经难以维续。在满族国力鼎盛的背后，从社会机制上来说，八旗制度已经越过了它的上升阶段，正在走向反面。只有继续开疆拓土，对外掠夺，才能缓和其不可克服的内在危机。

八旗诸王群臣要求入关的呼声，就是这种社会矛盾的体现。中原形势的变化，恰好为满族统治者集团提供了历史机遇，而这时满族国家权力的集中又及时为入关完成了政治上的准备。

虽然年幼的顺治继位使得皇位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摄政王多尔衮的权力加强，使得皇权与八旗的对立重新紧张。入关前夕废豪格为庶人，意味着皇权与八旗之间的平衡已经打破了一个缺口。

以幼主临朝、强藩摄政所维系的皇权，必将经历比当年皇太极继位时更为复杂的情形。要想巩固已经得到的成果，避免内部残杀的历史悲剧，多尔衮必须满足满族八旗入关的强烈愿望。

所以，清军入关不仅仅是多尔衮个人的果断决策，也在客观上解决满足社会的内部危机提供了转移压力的外部途径。

清代以前，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但能完成全国统一的，仅仅元朝一例。其他诸如前秦、北魏、辽、金，都因历史条件的不成熟，而与南方汉族政权形成长期的南北对峙。能否完成南北统一，不仅仅取决于当时的客观形势，也取决于主观条件的积累，即实行的相应的汉化。

所以，历史上的南北对峙，往往又是重新统一前的一个必要阶段，比如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经过西魏和北周的发展，才有了隋唐的统一。

清朝则不然，对于汉族地主阶级，清朝统治者一开始就以主子自居，汉族各方政治势力还来不及组成统一的抗清战线，就被各个击破，而未能形成南北对峙的格局。

在统一过程中，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族统治阶级既没有意识到需要对其传统的政治趋向进行调整，同时对于如何统治占领区的广大中原也无思想准备。于是，多尔衮一方面保留明朝的各项旧制，一方面又无所顾忌地将关外的一系列制度在中原推广起来，清初实行的扩充八旗、圈地运动等等即是如此。

多尔衮鉴于明朝覆灭的教训，对于宦官专政，朝廷党争予以禁止，确实清除了明朝政治中的积弊。但其目的并不在于恢复和完善中原政治制度，对于明朝遗留下来的庞大国家机器，多尔衮的认识程度远不如后继者康雍乾那样深刻。

在使国家机器照常运转的同时，为了保证满族的统治地位，又将满族旧制掺杂进来，在中央官制设满汉复职，使得清代制度行政效率低下。

包括入关和后来的统治决策，多尔衮的目的仅在于将国家权力牢牢控制在满族贵族集团手中，使国家机器不受干扰地按照他们的意志运转。因此，有清一代皇权专制空前加强，实发迹于多尔衮摄政之际，并不是通论之开始于雍正创设的军机处。

正因为清初皇权具有强烈的民族征服性质及绝对专制的特征，决定了这一时期围绕皇权的斗争完全是满族统治内部展开，皇权的发展依然受到八旗制管家规律的影响，并沿着皇太极政治的轨迹运行。

由于全国统治的建立，清朝统治者掌握了全国的财政来源，一举扭转了入关前皇权依赖于八旗打仗所掠夺战利品的局面，这从根本上改变了皇权与八旗的关系，使得皇权对于八旗有了绝对的支配权。

如果说入关前夕，满族国家权力的集中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结果，那么，清初皇权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借助新的社会基础，使八旗制国家中不可克服的矛盾冲突得以解决，同时也巩固了入关前的集权化成果。

尽管八旗制度的形势保留了下来，而且在一段时期内，诸王贝勒在旗内还具有相当大的权力，那只是满族统治者为实行民族压迫而维系本民族凝聚力的需要，而皇权与八旗的关系已经无法逆转，清初皇权虽频经波折而终于维持不堕，基本原因就在这里。

摄政王多尔衮的巨大权力，并不来自于多尔衮的两百旗，而来自与皇权的结合，代表着整个统治集团加强集权的要求。在这一点上，多尔衮就是皇权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