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荃所部的湘军吉字营攻下了太平军的重要堡垒――安徽安庆，一时间，降兵降将过万数。曾国荃苦思善后之计而不可得，他紧皱眉头，忧心忡忡地询问其麾下猛将朱洪章：“悍贼这么多，你认为如何处分才可杜绝后患？”后者倒是胸有成竹，应声而答：“惟有尽数铲除才能安枕无忧！”曾国荃说：“降匪扎堆，一有风吹草动，恐怕哗变，就算是杀，也得想个万全之策才行。”朱洪章立刻献计：“我们只须缓开营门，诓称发放遣散川资，每次唤进十名逆匪，如此一来，神不知鬼不觉，只要半天就可砍完。”他还作了个挥刀斫颈的动作。曾国荃听了朱洪章的毒招，心知可行，却不愿临场，他扮起了活菩萨，轻描淡写地说：“大斩大戮，我于心不忍，这事就交给你办了。”事后，曾国荃写信给大哥，说自己杀人太多，自觉罪孽深重，懊悔不已。曾国藩这位典型的儒家完人当即回信诃责：“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大意是：你统军打仗，杀贼是你的使命，杀多了有什么好懊悔的！此前，曾国藩还叮嘱过九弟：“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曾国荃在安庆斩杀太平军俘虏太多，尸积如山，因处置不当，后来还引发了瘟疫，不少湘军士兵染病而亡。

曾国荃

应该说，曾国藩起先对杀人如麻也有过深度的不安，但他很快就找到了解脱的办法，咸丰十年六月初十，他写信给九弟，道是：

吾辈不幸生当乱世，又不幸而带兵，日以杀人为事，可为寒心，惟时时存一爱民之念，庶几留心田以饭子孙也。

为捍卫名教而杀人，为忠君爱民而杀人，这使他具有足敷所用的道德勇气。曾氏兄弟视生命如草芥，这种行径令人六月天里也忍不住打寒噤。“只要顶子红，不怕颈子红”的曾国荃在安庆杀降犹如剁瓜刈草，一次就屠戮了万余名已经缴械的太平军将士，消息传出，天下大哗，他因此遭到了舆论的猛烈抨击。湘军水师统领彭玉麟还特意致函湘军大帅曾国藩，建议他大义灭亲，以息神人之共愤。对曾老九的此等辣手，当时，湘军的其他大将也不以为然，丝毫不表示赞赏。

经过两年多的围困，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荃所部二万精兵终于攻克江宁（南京）。试想，一群饿虎冲进了羊圈，一帮穷汉闯入了宝山，岂肯空手而归？太平天国的大小府库（尤其是天王府）均遭到剽掠和洗劫，用《湘军志》的作者王闿运的原话说，便是“江宁镃货尽入军中”。曾国荃的部队围攻金陵，费时两年多，旷日持久，吃足了苦头，受尽了嘲弄，憋屈得太厉害了，急于宣泄。他身为主将，不仅不严明军纪，约束队伍，还顺水推舟，任由部下烧杀淫掠，七昼夜不停，使这座历史名城骤然间变成了人间地狱，美女、金银、珠宝尽皆落入湘军的欲壑之中。大戏压轴时，为了向京城的老佛爷作个“明明白白”的交待，曾国荃的部将肖孚泗脑袋瓜子里灵光一闪，请出了天地间最耐不住寂寞的祝融大帝，湘军四处纵火，将好端端的六朝金粉地焚为半城死尸半城瓦砾，同时也从根本上将湘军的种种罪恶消弭至无迹可寻。

曾国藩

曾国荃这样的屠伯是奉旨杀人，杀得江水红透了，他的顶子也就红透了，做大官发大财，从来都是他和手下那帮丘八的最高理想。

有一个昭然若揭的事实不庸讳言，那就是湘军将领几乎个个肥得流油。王闿运在《湘军志·筹饷篇》中揭秘：

……军兴不乏财，而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每破寇，所卤获金币、珍货不可胜计。复苏州时，主将所斥卖废锡器至二十万斤，他率以万万数。能战之军未有待饷者也。

他还捺着急性子，在《湘军志·营制篇》中替那些将领算了一笔明细帐，最终得出结论：

故将五百人，则岁入三千金，统万人，岁入六万金，犹廉将也。

廉洁奉公的将领尚且能得到这样高的灰色收入，其他贪墨徇私的将领年收入之丰厚就自然是个天文数字，足以令人惊吐出一尺长的舌头。湘军养敌自资，难怪裨将王明山会谩骂飞骑传递捷报的士兵：“你们这些蠢东西，想急着消灭长毛回去饿死啊！”曾国荃攻下金陵后，湘江中运送财物回乡的船只络绎不绝，达三个月之久，可见大家捞到的好处何等惊人。当时，江、浙士绅讽之为“东南财富大搬迁”，似乎那些金银珠宝并未更换主子，而仅仅只是换个藏身之处。此时，满清王朝正要湘军为它卖死命，效全力，因而对这种公然的剽掠行为，始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清末之前，湖南是个典型的穷省；清末之后，湖南则百废俱兴，一时人才激涌如潮，难怪有人大为感叹，“湖南一省之幸运，即是全国诸省之不幸”，其言意味深长。

曾国藩一向标榜“做官以不爱钱为本”，但他在家书中也不得不承认：“近来带兵者，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苟取，但求自己不苟取。”曾老大独善其身，曾老九则大发战争财，将金银珠宝奇货珍玩一兵船一兵船地运回老家，他兴之所至，命人将岳阳到衡阳数百年沿江码头上药铺里的高丽参采购一空。回到湘乡，曾国荃强买良田万顷，还构筑了奢华壮丽的大夫第。记性好的后人曾纪芬在《自编年谱》中回忆道，“前有辕门，后仿公署之制，为门数重。乡人颇有浮议。文正（曾国藩）闻而令毁之。”最末一句有点夸张，不过，曾国藩在咸丰九年致诸弟的信中确有这方面的批评之词：“我家若太修造壮丽，则沅弟（曾国荃）必为众人所指摘，且乱世而居华屋广厦，尤非所宜。”由此可见，曾氏兄弟的性情大不相同，老大主张“谨慎”和“韬光养晦”，老九则主张“潇洒”和“及时行乐”。曾国荃竭尽所能地捞钱，捞足了，便挥金似土，对此不仅曾国藩不以为然，外界也多有非议，倒是许多年后曾纪芬在《自编年谱》中尝试为她的九叔作了一点辩解：“忠襄公（曾国荃）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歌，必请假还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所谓“自晦”就是向外界表明他没有政治野心，以免当国者猜忌。这一点很难站住脚，因为遭帝后猜忌的首选对象理应是老大，还轮不到他老九。何况曾国荃对咸丰皇帝的两位遗孀不肯践履先帝“打下金陵者封王”的允诺而一直耿耿于怀，闷闷不乐。咸丰九年八月十二日，曾国藩在致曾国荃的家书中写道：“闻林文忠（林则徐）三子分家，各得六千串。督抚二十年，真不可及。”我想，曾国荃读这封信时，必喷茶一笑，林则徐啊林则徐，你咋傻到了这份上？当了那么多年省级以上的大官，还清贫得近乎寒酸，这官岂不是白当了？你两腿一蹬，才留下这么点散碎银钱，寒冬腊月，害得三个儿子眼看就要猛喝西北风，你能说自己尽到了作父亲的责任？大哥也真是的，这样的傻瓜蛋，有什么好效仿的！曾国藩肯向林则徐看齐，并不是故意装假，他既有思想上的冲动，还有行为上的表现，但收效就没那么理想了。曾国荃奉行实用主义，他只认得钱多的好处，则连思想上的瞬间冲动也不会有。曾老大与曾老九，一个是道学先生，一个是学道先生，都远远不及林则徐清廉，这就说明，有些事是很难猪鼻子里插根葱——装象那样装得“十全十美”的。

人毕竟是个矛盾的统一体，予智予雄的曾国荃除了会打仗，会捞钱，其他方面并非一无可取。他出任山西巡抚时，正值三晋大旱，赤地千里，前任巡抚只顾保全红顶子，哪管老百姓的死活？捂着消息不让上峰和外界知道。曾国荃到任后，当即向朝廷飞章请命，力行公私赈贷，“集金粟至无算，晋民始苏”。大学者王闿运日记中称，曾国荃还曾祷雨，初次未灵验，便下了狠心，“藏火药，炷香其上，密誓自焚”。你别说，他这一招还真行，老天爷都被他唬住了，届时，澍雨果然滂沱而至。用现代唯物主义者的眼光去看，显然事有凑巧，并非其诚意感动上苍。我倒是觉得，他装神弄鬼，就算演戏吧，真个次日无雨，他要自燔，肯定会有人死命拦住他，此举也仍然值得称道，说明他的戏演得有水平，戏分够足，剧情也够好。中国的老百姓就爱吃这样的“迷信套餐”，连韩愈老夫子都写过《祭鳄鱼文》，你说，这算不算顺应民心？

曾国荃晚岁荣任其大哥视为美职的两江总督。先在战场较量许多年，后又在官场打拼许多年，他总算弄明白了，清朝内忧暂除，但外患日深，上至老佛爷，下迄地方官，再怎么旰食宵衣，也救治不了膏肓之疾。于是，他干脆清静无为，图个省事省心，对外自称“卧治”，常以衰老为借口，托病不见来访的客人，就算会晤一些不便拒之门外的老朋友吧，他也只著便装。惟国家庆典不敢草率从事，这样子，一年才穿几次官服。外界舆论讥讽他尸位素餐，政府方面则念他是“中兴名将”，曾立过汗马功劳，凭其宿望，足以雍容坐镇江南，因此并不苛求他能有上佳政绩。其实，曾国荃平日并没闲着，他爱好微服出行，有时几天都不回衙署。他身边总跟着几个亲信，这几个亲信可不简单，经他保举，一个个本来可做总兵和副将，却放着师级、团级军官不上任，宁愿做戈什哈（亲兵），依然跟随老上司，鞍前马后，奔走效劳。“你道为甚么呢？只因这位大帅，念着他们是共过患难的人，待他们极厚，真是言听计从的了，所以他们死命跟着，好仗着这个势子，在外头弄钱；他们的出息，比做官还好呢。”以上这段引文出自清末吴沃尧的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虽是小说家言，却也有几分真实可信。

在当时的廷臣中，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对曾国荃评价极高，他的《日记》像个政务活动家的会客厅，对当朝重要人物罕有挂漏，笔触便多次涉及到这位宣称“挥金似土，杀人如麻”的曾九帅，可谓字字皆赞语。比如“其学有根柢，再见而益信畏友也。吾弗如远甚”，“沅甫之学，老庄也。然依于孔孟，其言曰‘抱一守中’，又曰‘止念息心’，又曰‘收视反听，是为聪明’，其养生曰‘神水华池，时时致念’，其为政曰‘顺民心’，其处世曰‘恕’，其临事曰‘简’，其用兵皆依乎此而已”，“其人似偏于柔，其学则贯彻汉、宋，侪辈中无此人也”。从翁同龢推崇备至的描写来看，曾国荃并非穷凶极恶之徒，倒是一个于学问、政治和军事都颇有心得的盖世高手，若套用当今的程式，像这样赫赫扬扬的大角色死了，悼词上理应称其为“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还要外加一条“苦心孤诣的学者”，才算对得起他曾九大人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