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语

 

从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到朱日和训练基地的军歌嘹亮。九十年的时光里，我们这支人民的军队，永远都站在人民的身前，无论对面的敌人是枪炮还是洪水，都冲击不动他们铁打的防线和不朽的军魂。

军魂，在贵州老兵记忆中烽火连天的光辉岁月里；在贵州红色大地上星罗棋布的时代地标里；在贵州省军区军史馆里珍藏的黔人抗战的不朽史书里；在贵阳荣获双拥八冠城的鱼水情深里；也在现代铁军莫能御的贵州力量里。  

我们的岁月静好，只是因为背后有他们在负重前行。值此建军90周年之际，本报今日推出特别报道，追忆岁月峥嵘，见证中华崛起，从一心一意解放人民，到全心全意服务人民，看人民军魂如何在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在九十年岁月中生生不息。

 

安仲华：亲历长征的老红军

7月26日上午，在贵阳瑞金南路的一栋老楼里，记者见到了98岁的老红军安仲华老人。此时老人正坐在客厅里，电视上播放着抗战主题的电视剧，这是他最爱看的题材。

出生在和平年代的我们，虽然已在电视上看惯了各种炮火轰鸣的场景，但仔细聆听安老回忆起往昔的战争故事时，仍觉得血脉贲张，那一幕幕清晰的场景，仿佛如在昨日。

安仲华，1919年9月生，四川青川人，1934年12月加入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31军93师279团3营7连，历任战士、通讯员、保管员等职。解放后，他先后在卫生系统、交通系统等多个政府部门中任职，最后于轻工局退休至今。

15岁从戎永别故乡

坐在椅子上，老人回忆起过去的故事。因为年事已高，老人语速很慢，有时候说一半又要想很久，但说到当时为什么参军时，老人精神一震，坚定地说：“那时候就觉得红军是好人，跟着他们就有希望！”

1934年，红四方面军途经青川，15岁的安仲华第一次见到了红军。“和那些地主抹黑的形象不同，红军对百姓特别友善。”安老说，当时一位红军排长到他家要水喝，为了表示感谢，排长临走前给安仲华送上了一块巴掌大小的四川锅巴盐。“那时候盐巴像金子样的，我们平时根本吃不到。”

排长走之前，摸了摸安仲华的头，问他想不想当红军，一起走。

“从那天开始，我就没能回过家。”安老说那时候家里只有他和母亲两人，家里已经是穷得揭不开锅了。在征求了母亲的意见后，安仲华加入了红军队伍，从那天起离开了家乡。这一别就是80年，母亲的样子一直在他的脑海里，他却再也没能回过家。

爬雪山比书里的可怕

1935年11月，参军后不久，安仲华参加了悬马关战役，在这场持续了18天的战斗中，安老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

在这场战斗中，安老不但失去了无数与他朝夕相处的战友，还失去了他的左眼。

“当时我被子弹打中了左眼，幸好抢救及时，我才保住了这条命！”随着岁月的流逝，失去左眼的伤痛已经慢慢变淡，但每当安老回忆起那场战斗，那些惨烈的场景仍然像一把刀般尖锐刺痛，不愿再面对。

“书本上写的爬雪山过草地很艰难，但实际情况比书本上还要可怕！”也许是回忆太过痛苦，安老半天不愿再说话。她的女儿安立新接过话茬，给我们讲述了父亲从小给他们说过的故事。

在雪山上，人根本看不清眼前的路，不断有人失足跌下山崖，还有不少人是被活活冻死的。为了不迷路，大家用绳子把人拴在一起，就这样拉着绳子相互拉扯着往前走。

“那时候爸爸脚上有一条冻伤的口子，已经可以把手指塞进去，后面是爸爸自己用针线缝起来的！”虽然没有亲眼目睹，但安立新却从小备受这故事的感染。

家庭打上军人的烙印

加入红军，参加革命，改变了安仲华老人的一生。而这样的经历也对安仲华老人的5个子女有着巨大的影响。

“爸爸从小就教育我们要相信党！”安仲华的二儿子安黔渝告诉记者，他们从小就以父亲是红军战士而骄傲，父亲对他们的教育也一直影响着他们。他们几兄弟的名字，也都与父亲的经历有关。

“在抗美援朝期间，父亲被任命为贵州疗养院的副院长，负责接收从前线下来的伤病员。那时候由于贵州交通不便，只能将疗养院设在重庆。”安黔渝说，他就是那时候出生的，所以取名安黔渝。

安老几个子女的名字都带着时代的印记。女儿安立新，取破旧立新之意；儿子安展评，取开展自我批评之意；安新建，是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出生，取意创新建设之意。安争鸣，则源自毛大大在1956年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父亲从小就给我说，不能因为他的红军身份，在外受到什么优待，革命军人是保护人民，服务人民的！”安黔渝说，作为一位儿子，他为父亲感到自豪，而作为一个新中国的国民，他也为有父亲这样的革命战士感到骄傲。

周瑞峰：战争中的无名英雄

1949年，国民党精锐部队黄维兵团被围双堆集，刘伯承首长授意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给黄维写一封劝降信。信虽写好了，却苦于手头无首长印章，情急之下，经司令员同意，机要室机要股长周瑞峰立刻找来了材料，刻了一枚仿宋刘伯承印章，确保劝降信按时送出，解了燃眉之急。

每场战争胜利背后，总有无数默默奉献的英雄，周瑞峰就是那其中之一。

他是刘邓的“耳眼”

在1938年浓厚的抗日氛围中，年轻人都想去“打鬼子”。河北省束鹿县人周瑞峰也同样如此，刚满15岁就决定加入八路军，从此走上了抗击日寇，建设新中国的道路。

在建军90周年之际，记者见到了这位已是94岁高龄的“无名”英雄。从八路军129师机要训练队学习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八路军总司令部机要科（后改为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机要室）工作，此后他便成了刘伯承与邓小平首长身边的耳朵和眼睛。刘邓两位首长去哪他就把情报递到哪，不敢有丝毫懈怠。“机要工作异常繁忙，收到电报都是随到随译，立刻处理，所以办公室总是日夜灯火通明。”那时，他几乎没有睡过一夜完整的觉，没有吃过一顿安稳饭。

刘邓两位首长也十分关心机要工作，常常教导周老他们：机要工作就好比党的生命线，是千里眼和顺风耳，要是搞不好就会使领导变成聋子和瞎子。搞机要工作不能计较名利地位，要埋头苦干，甘当无名英雄。受两位首长影响，周瑞锋将“埋头苦干”作为勉励自己的座右铭。

漂泊半生扎根贵阳

1966年，周瑞峰从部队转业后，先后来到贵阳制药厂、贵州胶鞋厂担任党委大大，一家人也跟着他来贵州赴任。1972年，担任贵阳市科技局局长，后来科技局改成贵阳市科委，任副主任，直到离休。但在扎根这之前，他的家庭辗转了许多地方。

1952年后，在青岛海军任职的周瑞峰先后被组织调到西安和张家口工作。在张家口，周老和爱人的工作单位都已稳定，但为响应周大大一声“到大西北去”，周老又举家搬迁到西安，直到1966年为支援“三线建设”来到贵州，才没再挪窝。一家子全是北方人，在贵州既无亲戚朋友，也吃不惯这里的饮食，但一待就是50多年。周老的爱人回忆当时：“我们也没什么别的心思，就是一个心眼跟着共产党走。” 

那时候周家有5个孩子，日子过得很艰辛。“但父亲总教育我们说，再苦也没有他那时候苦，所以珍惜现在的时光和日子，好好为党和国家工作，”周老的四儿子说，子女们从小就崇拜父亲，并在父亲影响下早早入了党。

热爱文艺的老兵

经过小区门口时，四儿子习惯性问门卫：“我们家报纸拿了吗？”每天，周家都有两份报纸，一份是《参考消息》，一份是《贵阳晚报》，订了几十年雷打不动。即便现在视力不好，周老依然用放大镜每天阅读。除阅读外，周老还喜欢写作。见到记者来，他专门将自己前段时间写的成语新解拿给大家看。年轻时候，周老就经常向各个杂志报纸投稿，八路军主办的《少年与儿童》就刊登过他的文章。后来他还成为《战场画报》的通讯员，说来算是新闻界的老前辈。

一直以来，周老不断写作，所发表的稿件被家里人收集成了好几本“文集”。只是现在眼睛不行了，所以也就写得少些。2012年周老90岁大寿前，在家人朋友帮助下，周老撰写并主编了一本“九天日丽，峻峰阳红”的寿辰纪念册，奉献给老战友、老同事以及亲朋好友一阅。那时他对家人说：“我90岁了，想要一本属于自己的册子。” 

张启凤：笔杆子里建军功

从未正面打过仗的张启凤老人，功劳偏比别人多。他荣获过三等功，二等功，一等功以及特等功，还被评为过先进人物和工作模范，后面这个荣誉称号同战斗英雄称号是一个等级。    

部队里的积极分子

1947年,张启凤的老家山西翼城解放了，作为贫农，张老分得了土地后随即参军，一年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个年代识字人不多，张老恰好有点文化，是师范学校毕业生。所以到了部队后就当了文书，后来干起了文化干事，之后当过副指导员，指导员，教导员，秘书科长，省大队政委，又调到市里当政治部主任，一路过来一直在机关工作，没有直接打过仗。

“在部队到现在70年，我工作比常人都积极，连队里要评选什么都选我，就连全营只评一个的工作模范也是我。虽然我不正面参与战斗，但干什么都特别积极，这是我的特点。”说完，91岁的张老笑了起来。

提到张老，省军区干休所的工作人员说了两个词：积极乐观。凡是军区里有什么学习培训张老都参加，91岁高龄的老人，一个人跑上跑下积极得很。  

第一次上战场即负伤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那时候张老在市政治部当副主任，主要负责照顾民兵、伤员、烈士，这次他第一次走到战争面前去。“部队打仗以后，伤亡人员拉不下来。首长叫我带上援兵，到前面去把牺牲烈士一个一个拉下来。晚上去救援的时候不敢到前面去， 等天亮再到战场深处。我们将十几位烈士拉下来以后，敌人在山上发现了我们，炮弹就一直往这边打，没办法，我就去公路边沟沟里面躲起来。”老人说：“当时炮弹炸得我头都被土给埋了。耳朵也不行了，回来一检查，是脑震荡，损害到神经功能。”

“他这个人一直脾气好，可自打从越南回来后，脑袋被震了脾气就开始急。”张老的爱人说。

 张老的老伴是一个烈士的妹妹。“她哥哥13岁就去当兵，是个通讯员，在送信的时候牺牲了。当时我去她家里，害怕她家里人因为我是当兵的不同意，哪知一去都同意我们的婚事。” 张老说，1957年，他回家探亲，家里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张老就和现在的老伴儿结婚了。

前几天，正好是张老夫妇的结婚纪念日，当天全家人在家里开了一个隆重的会，庆祝了他们相伴60周年的钻石婚。“50周年的时候，我们还搞了一个金婚呢！”张老说。       

尹立明：坚强的“八路”

1947年孟良崮战役后，尹立明所在部队正好路过他老家河北武安流泉村，尹立明决定回家一趟，这是他参军以来第一次回家。这些年来他并非不想家，而是因为还没到他回家的时候。他曾在二哥面前放过狠话：“我就是要当兵，而且不带‘盒子炮’不回家！”“盒子炮”是当时的土话，意思是当兵若是不能当出个名堂就不回家。

偷偷离家去参军

1939年，14岁的尹立明瞒着家里人偷偷出来参军，他那时候的信念只有一个：“打鬼子，决不当亡国奴。”那时候老家人常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他二哥知道尹立明去当兵后，专门跑到部队去劝他，那时他就放了这句话：“不带盒子炮不回家，不当干部不回家！”

尹立明正式当兵的第二年，就参加了百团大战，主要工作是破坏敌人的交通，不过但凡有消灭鬼子的机会也绝不放过。那时候上头提了一个要求：只要活捉鬼子就奖励一头猪，打死了只奖励半头。

“那时候我们生活苦得很，平日里总想找点肉吃。当时在一场战斗中，我们包围了一名鬼子，可他一直不缴枪。所以排长就一枪把他给打死了，结果只弄了半头猪。”92岁高龄的尹老用他特色的家乡口音诉说这段历史，把在场的人都逗笑了。

“为什么活鬼子要多值半头猪？当时只要逮到活的日本兵，我们就要把他抬到根据地，洗得干干净净又装上八路军印的宣传品送给日本人。只有一个目的，瓦解日军，削弱敌军战斗力，这是当时党的政策。不过当时我们抓了鬼子，百姓都要去踩两脚，最后才抬回根据地。”尹老说。

真正的战争很残酷  

中原突围后，尹老当上了排长。他说：“那时候思想单纯得很，跟着共产党走，打倒蒋介石政府，解放全中国。所以打仗动员也很简单。营长问我们‘怕死不怕死？’‘不怕死！’好小子!’就这么简单。”

尹老回忆道：“当时连队新动员了30个农民参军，刚刚到部队吃了晚饭，晚上就上战场。一个连队130个人，到天明打下来只剩40来人。“那时我也负伤了，一颗子弹擦着下巴边横穿过去，现在这还有一道弹痕。”他指了指下颚一道清晰的印记说道：“营里剩下的40个人继续动员，又补充了30个兵，总共70多个人。晚上继续上寨子，打那个时候的死对头74师。一战下来又只剩二三十个人，接着又补兵继续战斗，残酷得很啊！”说到这老人眼睛里充满了悲伤，他忍不住拉着记者说了一句：“要珍惜今天的生活，这都是用老一代的鲜血换来的！”

战争除了带来伤感的回忆，还在老人身体里留下永久的印记。尹老现在左腿的大腿骨里就有一枚子弹头，是在陕西战役后留下的。右腿的膝盖骨上也有一颗，隔着皮肤都能看到微微凸起的弹壳。长期以来尹老走路都不方便，特别在下雨天腿疼得厉害，似乎要将战争的记忆揉进他的骨子里……    钟棣冰 实习记者 李思苑

孟西成：舍小家为大家

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安排，1928年8月1日建军节出生的孟西成一生都与“军”字紧密联系在一起。

遭敌军偷袭死里逃生

1944年8月，刚满16岁的孟西成准备离开商丘出来混口饭吃，机缘巧合下进了当地的区大队，参了军。又是机缘巧合之下，他到了贵阳负责军区运输工作。

区大队里有个独立团，一次偶然团长瞧上了孟西成，便把他调到身边当警卫员。后来这位团长被调到分区当参谋长，为了培养干部他对孟西成说：“小鬼，你上干校学习去吧！”哪知才去干校第三天，国民党军就夜袭了学校，来这学习的死的死、跑的跑。“那时候我跑到一个坑里藏起来，没让人抓走。”孟西成说，之后他改名换姓去了美国办的善后办，开了一年多拖拉机。淮海战役结束后，孟西成又加入部队，跟着党的48军一路过江南下，参加了渡江战役，解放贵阳，之后就在此落户了。

为大家顾不上小家

孟西成随着部队扎根贵阳，在他人介绍下结识了相随一生的伴侣。

结婚一年后，孟西成的部队将调到川西北的阿坝自治州剿匪，可另一边他的爱人即将临盆。早上他把爱人送往医院，下午部队便要拔营向四川进军，他没办法，身在部队顾不了家。他爱人既要工作还要一个人带孩子，同时还要担心远方丈夫的安危。孟西成在四川待了将近一年才回来，可孩子看见他就哭个不停。“没有办法，你在部队有时候就是照顾不了家。”89岁的孟老回忆当时的那些无奈，他说，之后他在军区后勤运输处当处长，每年过年都是运输处最忙的时候，多少年都没能和家里人一起过年。

尽管孟老因为军旅生活常常顾不上家，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和妻子的感情。老两口在一起已经有60年了，从来没吵过一次架。“这两口子是我们单位让人羡慕的一对，每年军区办春节晚会，两个人还会一起上台演唱。”军区干休所的同志评价道。

张喜选：曾经三过草地

7月27日早上10点，按照约定时间应该已见到老红军张喜选，但遗憾的是，就在3个小时之前，张老已经离开了人世。

当记者见到张老的女儿张丽平时，她紧紧拉着记者的手说：“抱歉，昨天我父亲还好好的，所以才答应采访，但真没想到出现这样的事。”处于亲人离世的哀伤中，却还需要分神照顾我们这个“外来者”，张老一家让记者感动不已。

张女士告诉记者，父亲生前常常会说起当年他参军的故事。1933年解放前的四川，年仅15岁的张喜选也怀抱同样的想法参了军，成了红九军医院的一名卫生员，开始了漫漫长征路。前方皑皑雪山，无边草地，路途遥远；后方国军前堵后追，左右拦截，一路围追堵截。要命的是，当时红军缺医少药，断粮欠饷，只有挖草根，啃树皮，吃皮带果腹。上雪山是一席单衣草鞋，天寒地冻多少战士就这样长眠在雪山之上，进草地等着他们的是沼泽地以及同样寒冷的气候。

难以想象，那时张喜选三过草地。草原上的水不干净，喝了就会生病；粮食不够，而路上的野菜和树皮也被前面部队吃完了；有些战士一不小心踏入水草遮盖的泥潭里，就被活活吞没；夜晚缺少保暖防寒的衣物，一些战士就这样怀抱着枪支再也没醒来。红军不怕远征难，这句话沉甸甸地藏着多少辛酸与坚毅。

长征80多年后，年纪最小的红军也已步入耄耋之年，如今亲自经历了一位老红军的离去，悲伤叹息。他们是那个艰苦时代的精神体现，也是这个时代的骄傲，更是家人的骄傲，就像张喜选孙女所说的那样：“作为红军后代，我很开心！”

钟棣冰 本报记者 欧鲁男  实习记者 李思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贵阳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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