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春秋初期，中国的奴隶制度根基开始动摇，经过五百年沧海桑田，到了战国初期，奴隶制度经济基础井田制基本被私有土地制度取代。

土地私有化导致一个新兴社会阶层的出现——地主，随着地主阶级的发展壮大，旧有的奴隶主贵族统治地位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两大阶级矛盾斗争的加剧不可避免地影响国家的走向，各诸侯国在新兴地主阶级势力推动下实施变法改革。

他们前赴后继的打破旧秩序，以地主阶级和君主专制统治取代奴隶主和贵族政治，如魏国李悝、韩国申不害以及齐国邹忌。

其中最有影响的还属楚国吴起和秦国商鞅变法，他们的变法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不错的成效。

李悝首先拉开各国轰轰烈烈的变法序幕，吴起和商鞅有了进一步完善发展，吴起在前，商鞅在后，且同为悲剧英雄，吴起伏在楚悼王尸体前被乱箭射死，商鞅被秦惠文王车裂。

不过让人扼腕的是，吴起死后，楚国人亡政息，后来的楚怀王甚至被囚禁异国而死，最后走向灭亡。而秦国逐渐走向强大，最终嬴政奋六世之余烈，一统华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

两者改革内容相同，时间相差不过三十年光景，但改革结果却大相径庭，其中原因不免让人深思。

杀妻求将的“污点”贤才

我们讨论吴起变法之前，先要了解吴起这个人，翻阅史料，吴起生辰年月不详，但这个人在青年时期的经历真的很“劲爆”。

吴起出生于卫国一个“家累万金”的富有家庭，很巧，与商鞅是同乡。

吴起早年投身政治，可是从政哪是那么容易的，他到处奔走寻找门路，花了不少钱，弄得倾家荡产，也没得到一官半职，还惹得邻里的讥笑诽谤。

结果吴起一气之下，有一个算一个，把笑话他的三十多人全杀了，逃跑之前他对母亲发誓说：

“不当卿相，决不回卫。”

之后吴起去孔子流派曾申门下学习儒术，后来吴起母亲去世，但他却没有按照儒家忠孝的信条回家奔丧。

曾申认为吴起这个人不孝，不配做儒家弟子，就跟吴起断绝了师生关系。

此后，吴起弃儒学兵，并投身于鲁国“三桓”之首季孙氏门下。

前412年齐国发兵攻打鲁国，当时的鲁元公想任用吴起，但吴起妻子是齐国人，元公有所顾忌。

吴起在这个时候又凸显“无毒不丈夫”本色，毫不犹豫地杀掉妻子并割下其头颅献给元公，表示不偏向齐国，这就是历史典故杀妻取信的由来。

元公立刻任命吴起为将，吴起确实不负众望，大败齐军，但胜利后的吴起没高兴几天就不得不逃走。

因为鲁国的大臣认为吴起太残忍，将来难以控制，这导致元公心中也对吴起产生了怀疑，吴起只能离开，前往魏国投靠魏文侯。

在魏相李悝的介绍下，魏文侯作为一代杰出政治家，看重吴起的能力，不计其德行上的问题，任命吴起为主将，率军西征秦国，从此吴起开始了波澜壮阔的人生，并成为整个战国时代的弄潮儿。

从前408年至前389年，吴起占有原本属于秦国的整个河西地区，并在此设立西河郡，吴起担任首任西河郡守。

在前389年吴起率领步兵五万人、战车五百辆、骑兵三千大败五十万秦军，《吴子》记载吴起在河西期间，

“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辟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字里行间虽然夸张，但可见其战功之卓著。也许是功高震主，吴起受到魏武侯的猜忌，不得不离开魏国。

西边的秦国是没法去，北边和东边的赵韩与魏国同属三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不敢去，只能向南投奔楚国。

这就是吴起楚国变法前的经历，从以上内容我们得知，吴起能力水平固然突出，但却因外在原因杀邻里、杀妻取信，搁到现在妥妥的连环杀人通缉犯一名。

可见其性格有着偏执、凶残、急功近利的一面，也正是因为这一缺陷，导致最后的悲惨结局。

吴起变法，楚国中兴的一剂强心针

楚国位于今天的长江中游，主要范围是湖北湖南，一直以来，楚国被视为南方蛮夷之地。

春秋时期楚庄王曾带领楚国走向富强，率领大军问鼎中原，成为当时的诸侯霸主，不过楚庄王死后，继任的国君没能延续楚国的辉煌。

到战国初期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国力萎靡不振，楚悼王继位后，连年遭到魏赵韩等国的进攻，不断丧失领地。

面对这一内忧外患，楚悼王急需人才变法图强，吴起的到来引起了楚悼王的兴趣。

对于大名鼎鼎的吴起，楚悼王是充满企盼的，吴起一来就被他迎入王宫，吴起一针见血地指出楚国的弊端，并指出要扭转这种局面，只有变法革新。

楚悼王对此深有感触，在吴起入楚的第二年，公元前386年被提拔为令尹，即宰相，主持楚国变法。

作为魏国李悝变法的参与者，吴起对当下社会的窘境弊端十分了解，于是在参照总结李悝的经验做法基础上，对楚国进行因地制宜的改革。

相比魏国，楚国历史更加久远，旧贵族势力更加强大，吴起把改革的重心放在政治上。

首先是“明法审令”，实行法治。

从王公贵族到底层百姓必须遵从法律制度，为确立法治的权威性，吴起还采取“倚车辕”的办法。

即立一车辕，有能够搬动的予以奖赏，这与后来的商鞅立木为信有异曲同工之效，同时吴起为了实现思想舆论的高度统一，禁止纵横家进行游说。

其次是废除世卿世禄特权制度。

对无功劳的贵族及其后代，不予封赏、不给爵位，对立有军功和其他有功人员，则授予爵禄，以解决分配不公，提高将士和新兴地主势力的积极性。

第三是削弱朝臣权威。

吴起认为大臣权力太大，世袭贵族太多是楚国的两大弊端，废除世卿世禄解决的是贵族问题。

对于朝廷大臣，吴起一方面禁止结党营私，奖励百官尽忠守职，不超越职权。

另一方面整顿吏治，杜绝行贿请托，裁减冗官，选贤任能，罢黜无能无用之人，还把一些贵族迁徙到边境，以充实地方。

最后是加强军事训练。

实行耕战制度，人们农忙时为农，农闲时为兵，亦兵亦农，并收减百官和封君子孙的俸禄，以保证军队得到给养。

吴起改革从前386年延续至前381年，在这六年间，吴起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楚国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化。

楚国国力走向强大，并重新对外扩张，向南攻打百越，将楚国疆域扩展到洞庭湖、苍梧郡一带，前381年向北大败魏国。

一时间出现“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马饮于大河”的强盛局面。

但是吴起变法也带来极大负面效应，尤其是遭到楚国旧贵族的反对，废除世卿世禄特权，迁徙贵族于边地等种种措施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史称贵人“皆甚苦之”。

而吴起打压朝臣也得罪了很多官僚阶层，在吴起变法后，除了楚悼王，朝堂之上吴起得罪了个遍，吴起成为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所有既得利益集团对他充满愤恨，这为吴起的杀身之祸埋下伏笔。

乱箭穿身，改革雄才惨遭杀害

公元前381年，就在楚军于前线接连获胜之际，吴起的坚定支持者和后台楚悼王病逝。

吴起改革在楚国本来就得罪了很多人，贵族势力恨不能除之而后快，楚悼王的死标志着吴起依仗的后台倒了，贵族集团报仇的机会来了。

吴起前往治丧处的时候，这些心怀不满的楚国贵族们用箭射伤吴起，吴起拔出箭逃到楚悼王停尸的地方，将箭插在楚悼王的尸体上，马上喊道：

“群臣作乱，谋害我王。”

贵族们毫不理会，乱箭齐发，吴起在楚悼王的尸体旁被弓箭射死，楚悼王的尸体也被射满了箭，按照楚国法律规定，“丽兵于王尸者”将被诛灭三族。

新即位的楚肃王根据此规定，将射杀吴起时射中楚悼王尸体的人全部处死，受牵连被灭族的有七十多家。

吴起死后，楚肃王虽然保持了部分变法成果，但大部分措施被废除，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宣告失败，但楚悼王为楚国留下的强国之体还在。

之后的楚宣王、楚怀王继续维持霸权盛况，但爱占小便宜的楚怀王却被秦国张仪算计，楚国被秦军打得大败，楚怀王自己也被扣留并死在秦国，之后楚国日渐衰弱，直到被秦吞并。

同样的改革，商鞅为什么行

吴起变法失败的二十五年后，公元前356年，与吴起同为卫国人的商鞅在秦孝公支持下进行变法。

与吴起一上来强推新政不同，秦孝公在改革的三年前，即公元前359年召开朝会，展开一场变法大讨论，以统一思想认识。

以商鞅为首的改革派和旧贵族势力激烈交锋，这一讨论就是三年，商鞅在这期间积极地进行变法准备。

他效仿吴起在秦国搞了一个立木为信，取得社会信任，然后开始了一系列措施。

前356年颁布并实行魏国李悝的《法经》，废除旧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重农抑商，鼓励耕作，焚烧儒家经典，统一思想舆论。

通过变法，秦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当然这还不够。

前350年商鞅主持了第二次变法，主要内容是废除贵族的井田制，设立郡县制。

最终秦国的旧制度被彻底废除，经济得到了发展，逐渐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为后来的统一天下奠定坚实的基础。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继位，商鞅面临与吴起同样的境遇，遭到旧贵族势力的强烈反扑，最后商鞅落得个“车裂”的下场，但变法得以继续实行下去。

综上得知，商鞅变法的宗旨与李悝、吴起一脉相承，其内容基本相同，吴起与商鞅间隔不过三十年，可结果却大相径庭。

小编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最高统治者的态度。

在奴隶制土崩瓦解之际，社会经济形态发生变化，一个国家的国运走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层统治阶级的立场。

历史机遇稍纵即逝，楚肃王继位把吴起改革的基本盘都抛弃了，最后只能是回到原点，而秦惠文王把商鞅变法的结果保留下来，最终在诸侯中脱颖而出，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其次是吴起变法操之过急。

吴起从前386年变法到前381年，仅仅用不到六年时间就把几百年的奴隶制彻底肃清，完成更新换代，这必然遭到旧贵族势力的强烈反弹。

而商鞅在变法前已经有了三年准备时间，入手要平缓得多，而且商鞅变法分两步走，没有一次性完成。

通过循序渐进，对变法措施落地有了充足的吸收消化，在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前，商鞅变法已经进行了十八年之久。

新制度早已落地生根发芽，地主阶级势力已经站稳脚跟，而且改革效果非常明显，秦国统治者从中获取巨大政治红利。

秦孝文王只是杀了商鞅以泄愤，不舍得也没有能力放弃变法新制度，正因为顺应了社会发展潮流，所以最后秦国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

小结

吴起虽然失败，但仍然是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与孙武并称“孙吴”。其所著《吴子》在中国古代军事典籍中有重要地位。唐肃宗时，位列武成王庙内，成为武庙十哲之一，宋徽宗时被追封广宗伯，成为武庙七十二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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