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播越，宫庙焚毁，是以豪桀发愤，沛然俱起。

兴平元年（194）三辅大饥，二年（195）献帝出奔关东。翌年（196）曹操迎献帝迁治许县，改元建安。

关于献帝东迁始末，我之前亦有探讨。但集中在流徙过程，对诸多派系势力的立场冲突，则略而不表。

实际献帝东迁，是大量政治集团的倾轧与妥协造成的意外结果，其中牵涉了关中诸将（董卓余孽）、白波军（并州西河贼人）、张杨、吕布、袁绍、袁术与曹操，甚至连匈奴人都曾入场搅局。可谓风云变幻、波谲云诡。

本文主要以“地方势力”为线索，探讨献帝东迁时的各地军阀立场，借此解释并澄清一些常见误区。

献帝东迁，仿佛一场精彩纷呈的罗生门。豪强各怀鬼胎，军阀各执一词，大量细微线索被隐藏在史书的曲笔之中，抽丝剥茧，方能看清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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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波军为何参与护驾

献帝出奔，是在黄门侍郎钟繇（荀彧同乡）、丁冲（曹操舅子）以及王必（曹操心腹）的策划下发起的。

但护卫献帝出奔的将领，则是董承、杨定与杨奉。

董承是献帝丈人，立场还好理解；至于杨奉，则是白波故帅。出奔途中，为了阻击凉州兵的追击，献帝还临时招募了白波余孽韩暹、胡才、李乐。

（杨）奉急招河东故白波帅韩暹、胡才、李乐等合，与傕、汜大战。--《魏书 董卓传》

考虑到白波军曾是董卓集团的大敌，因此也就有必要探讨白波军的立场问题。

白波贼寇河东，董卓遣其将牛辅击之。--《后汉书 献帝纪》

白波军的老巢在并州西河郡，本属黄巾支党。因为最初起事于西河白波谷，因此被称作“白波军”。

西河的地理位置很值得注意。这是解释其立场变化的线索之一。

西河是“六郡”之一。所谓六郡，即凉州的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四郡，与并州的上郡、西河二郡。

六郡是东汉政府招募武士的兵员池，比如董卓年轻时就曾“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可知同在边地的六郡，民俗与环境应该比较接近。

汉桓帝末，（董卓）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魏书 董卓传》

董卓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

考虑到董卓集团中存在大量的并州人（丁原故将），崛起于并州西河的白波军，自然与董卓存在从“对立”到“联合”的基础。

另一方面看，关中集团曾经历过并、凉派系的倾轧，并州集团（王允、吕布为代表）杀董卓，凉州集团又杀王允（192）。最终导致并、凉互不相容。

傕、汜等以王允、吕布杀董卓，故忿怒并州人，并州人其在军者男女数百人，皆诛杀之。--《后汉书 董卓传》

这大概也能解释为何杨奉与李傕不睦。最终挟持献帝逃离长安，脱离凉州集团的控制。

白波军的老巢在并州；首领杨奉虽然出身司隶河东（接壤西河郡南侧），但与李傕等“凉州大人”的立场毕竟不同。

杨奉，白波帅耳，犹知（李傕）将军所为非是，将军虽拜宠之，犹不肯尽力也。--《献帝起居注》

籍贯与立场问题，是白波军与董卓集团从对立走向联合、又从联合走向对立的原因之一。这与初平三年（192）并、凉火并的逻辑是相似的。

去卑在护驾中的定位

去卑是南匈奴右贤王（《献帝纪》作“左贤王”），曾参与过护驾献帝。

在《魏书》中，去卑参与护驾的记载完全被省略。但在《后汉书》中依然可以发现若干线索。

建安元年，献帝自长安东归，右贤王去卑、与白波贼帅韩暹等侍卫天子。--《后汉书 南匈奴传》

按记载，去卑与白波帅在半途合兵，共迎天子。考虑到南匈奴世居并州，可知韩暹、胡才等白波故帅，并未离开西河（属并州）大本营。

献帝东归，右贤王去卑侍卫天子

如按《后汉书》记载，去卑回归匈奴王庭，当在建安元年（196）。

及车驾还洛阳，又徙迁许，然后（去卑）归国。--《后汉书 南匈奴传》

实际并非如此。

因为建安二十一年（216）南匈奴单于呼厨泉来邺县（曹魏首府）朝贡时，被曹操滞留不遣，反而将去卑派去监国。

二十一年，（呼厨泉）单于来朝，曹操因留（单于）于邺，而遣去卑归监其国焉。--《后汉书 南匈奴传》

这个“归监其国”可谓意味深长。可知去卑很可能在建安元年至二十一年（196-216）的二十年时间中，被长期扣在曹魏做人质。

《晋书》也有曹魏利用去卑“诱质”呼厨泉单于的记载，与《后汉书》互为补充。可见去卑在此事中的立场与定位。

建安中，又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听其部落散居六郡。--《晋书 江统传》

如果结合“南匈奴遭到曹操肢解，分割为五部加以控制”的背景，那去卑大概在长期的“质子”生涯中，已经被彻底同化，因此取代了呼厨泉，成为曹操安插在匈奴王庭的新任代理人。

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南匈奴）众为五部。--《晋书 匈奴传》

由于曹操扣押“护驾功臣”，手段颇为卑劣，因此去卑参与护驾一事，不见于《魏书》，而见于《后汉书》。这大概属于魏晋史家的“为尊者讳”。

吕布为何不参与护驾

长安沦陷时（192），吕布曾挟献帝密诏出奔关东。可惜彼时关东“自立天子”（幽州牧刘虞），因此没人拿献帝的命令当回事。吕布最终竟沦为关东诸侯的打手，长期流徙各势力之间。

献帝出奔（195）时，曾驰召吕布护驾。问题在于彼时吕布正忙于与曹操作战，在兖州脱不开身。

乍看之下，似乎吕布有心无力，但真相并非全然如此。

因为翌年（196）献帝入洛阳时，又再次招募吕布护驾，但吕布托言“粮草不足”再度拒绝前来。

天子在河东，有手笔版书召（吕）布来迎。布军无畜积，不能自致，遣使上书。--《英雄记》

吕思勉对此亦深信不疑，甚至在《三国史话》中替吕布辩解，称其“穷得连开拔费都拿不出来”。

吕布军无畜积，不能自致，遣使上书

如果说吕布首次拒绝，尚情有可原；那二次拒绝，无疑是坐观成败。

因为建安元年（196）时，吕布已经进驻徐州，并收了袁术贿赂的二十万斛大米，还趁乱偷袭下邳，断了刘备的后路。

（袁）术虽不敏，奉以生死。（吕）将军连年攻战，军粮苦少，今送米二十万斛。--《英雄记》

此时的吕布，要地盘有地盘，要钱粮有钱粮，哪有什么“困顿不能自致”的道理？

可见吕布在脱离朝廷、转战中原的数年里（192-196），思想无疑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实的一面再度占据上风，对献帝也就剩个“面子客气”了。

吕布后来还给献帝写信，诡称“本想护驾，但知道曹操忠诚，因此不敢争功”。前后相悖，委实可笑。

（吕布）复遣使上书于天子曰：“臣本当迎大驾，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许。臣为外将，欲以兵自随，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进退未敢自宁。”--《英雄记》

袁绍为何不参与护驾

关于袁绍拒绝护驾的原因，我之前撰写过多篇文章，但主要是从“挟天子”能获得的利益角度出发。实际除此之外，另有原因。

这就是袁绍在奏疏中所称的“冀州方有北鄙之警”。

后会銮驾东反（即献帝东迁），群虏乱政。时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离局。--《魏氏春秋》

袁绍并非信口胡说。兴平二年至建安元年（195-196），他确实受困于外患。

其一是臧洪之乱。

因为兴平年间（194-195）张邈勾结吕布谋夺兖州，袁绍派兵帮助曹操平叛，最终杀张邈兄弟，夷三族。

但张邈的哥哥张超，是臧洪的故主，且臧洪已经被关中朝廷策反，因此借口替张超报仇，遂举（兖州）东郡叛乱。

兖州东郡与冀州魏郡紧邻，袁绍的首府邺县就在魏郡。后院失火，不得不集中力量平叛。且围攻“历年不下”（195-196），因此抽不开身。

（臧）洪由是怨（袁）绍，绝不与通。绍兴兵围之，历年不下。--《魏书 臧洪传》

其二是抗击公孙瓒。

在东郡之乱同时（195-196），袁绍又与公孙瓒大战于河北，先锋鞠义与公孙瓒在前线又相持一年。

兴平二年，（鞠义）破瓒于鲍丘，斩首二万余级。瓒遂保易京，开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岁余。--《后汉书 公孙瓒传》

最终迎接献帝之事，就被彻底耽误了。

冀州有北鄙之警

当然，从历史发展来看，袁绍本就对迎接献帝不甚上心。而突如其来的战争危机，也使得袁绍无暇西顾，更谈不上遣使迎接了。

袁绍的谋士郭图，虽然曾赴河东纳贡，但袁绍并未采纳其建议，大概也是军事压力使然。

袁术的诡计

“仲家皇帝”袁术，也曾参与迎接献帝一事，虽然记载相当隐讳。

袁术是个图谋篡汉的野心家，早在袁绍提议拥立刘虞（190）时便因为“惮立长君”而加以阻挠。其实是他自己想做皇帝。

（袁）绍议欲立刘虞为帝，（袁）术好放纵，惮立长君，托以公义不肯同。--《后汉书 袁术传》

在献帝狼狈出奔时（195），袁术觉得汉廷气数已尽，紧锣密鼓地张罗称帝之事。

兴平二年冬，天子播越，败于曹阳。（袁）术大会群下，因谓曰：“今海内鼎沸，刘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辅，百姓所归，欲应天顺民（隐喻称帝），于诸君何如？”--《后汉书 袁术传》

献帝前脚刚刚定都许县（196），袁术后脚就在寿春僭号（197）。

像袁术这样的篡汉贼子，自然没有心思去迎接献帝。可笑的是，袁术不想迎接献帝，却也不想让别人迎接献帝；还派了一个叫苌奴的将领，去半道上阻击曹操，搞得曹操也无法迎接天子。

（曹操）遣曹洪将兵西迎（献帝），卫将军董承与袁术将苌奴拒险，洪不得进。--《魏书 武帝纪》

袁术年轻时，喜欢驾豪车在洛阳街市横冲直撞，绰号“路中悍鬼”。看他阻挠曹操迎接献帝、还打得曹洪“兵不得进”的疯狂举动，可知名副其实。

（袁）术为长水校尉，好奢绮，盛车马，以气高人。谣曰：“路中悍鬼袁长水。”--《北堂书钞》引《魏志》

路中悍鬼袁长水

袁术的行为，属于标准的“我得不到，那谁也别想得到”。陈寿骂其“放纵”，不为虚言。

洛阳的“三头怪”格局

献帝在洛阳时，“宫室烧尽、悉为丘墟”，乃至百官出行樵采，饥死墙壁间。可见小朝廷是难以维系的。

州郡各拥兵自卫，莫有至者。饥穷稍甚，尚书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饥死墙壁间。--《魏书 董卓传》

但是即使在穷途末路的绝境，洛阳小朝廷也依旧乌烟瘴气。诸将忙于党争，昼夜不休。

会天子还洛阳，韩暹、杨奉、董承及（张）杨各违戾不和。--《魏书 董昭传》

彼时洛阳存在三大派系：其一是以董承为首的外戚党；其二是以韩暹、杨奉为首的白波党；其三是以河内太守张杨为首的新势力。

董承、杨奉等人是早期的护驾功臣，张杨则是在河东安邑为献帝提供粮食补给的新人。

建安元年，杨奉、董承、韩暹挟天子还旧京，粮乏。（张）杨以粮迎道路，遂至洛阳。--《魏书 张杨传》

张杨仗着自己有粮食，骄矜自大，与旧人（董承、白波帅）违戾不和。张杨还在洛阳为献帝修筑宫殿，起名“杨安殿”，心思可见一斑。

七月，帝还至洛阳，幸杨安殿。张杨以为己功，故因以“杨”名殿。--《后汉书 董卓传》

张杨以为己功，故因以“杨”名殿

在旧人势力（董承、白波帅）的排挤下，新人张杨的日子不好过，一怒之下竟带着粮食走了。如此一来，旧人的日子也不好过了。

（张）杨欲迎天子还洛，诸将不听；杨还野王。--《魏书 张杨传》

绝境之下，旧人之间再度发生了党争。

随着张杨离去，原有的“三头怪”格局被打破，成为了“双雄会”。问题是白波党有韩暹、杨奉、胡才、李乐四人（可能还包括匈奴酋长去卑）；外戚党只有董承一人，一下子落了下风。

董承本是勾结袁术，阻挠曹操护驾的贼子（见前文引注《武帝纪》）；在白波帅坐大的情况下，竟又反过来勾结曹操，希望借曹操的力量轰走白波帅，自己一家独大。

（韩）暹矜功盗睢，干乱政事。董承患之，潜召兖州牧曹操。--《后汉书 董卓传》

随着曹操的武装介入，白波帅是被轰走了，董承的快活日子也到头了。随着衣带诏事件（199）的爆发，董承集团也随之覆灭。

小结

兴平末年（195）至建安元年（196）的献帝东迁始末，夹杂牵涉了无数关东军阀，几乎所有头面人物，都参与其中。不仅二袁、曹操、吕布等人先后粉墨登场，甚至连匈奴人都入场搅局，可谓精彩纷呈。

由于曹魏政权的最终胜利，魏晋史家在“迎接天子”一事上，对曹操之外的诸侯，也便不甚着墨，甚至刻意忽略。因此不得不抽离史笔中的细微线索，还原构建事件始末。

所谓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我是胖咪，头条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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