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是中国社会古老而又生生不息的传统话题——义薄云天、侠肝义胆、义愤填膺——因而“义”在古代也多与草莽英雄、赳赳武夫相联系。但“义”也并非侠客们的专属。北宋名臣范仲淹便也是一位为“义”鞠躬尽瘁的典型。甚至他“义”的事业非但没有因他的故去而于北宋皇祐四年（1052）戛然而止，反倒是影响了几个时代，一直延续到1947年。

一、范仲淹的千古之“义”

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一位名叫“朱说”的寒门子弟高中进士。“朱说”即是范仲淹的曾用名。在范仲淹尚且年幼时，其父亡故，其母因家贫难以维持生计而不得已改嫁朱文翰，范仲淹即改名为“朱说”。直到后来高中进士，升任文林郎、集庆军节度推官，范仲淹才改回我们所熟悉的名字，挥别过往。（一说范仲淹在其母于天圣六年（1028）亡故后才改回原名。）

虽然范仲淹留名于史时用的不是朱说之名，但这个名字的存在始终证明着范仲淹早年经济的拮据和寒窗苦读的艰辛。即便后来成为朝廷巩固，范仲淹也依然没有忘记早年的不易。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斯，寒门贵子范仲淹最终在家乡开启了“义”的事业——创办义庄和义学。

皇祐元年（1049），范仲淹来到杭州，期间在家乡苏州会见了范氏亲族。历经几十载艰苦奋斗，范仲淹深知家族团结、互相帮扶的重要性。故而在部分族人的支持下，范仲淹自掏腰包在苏州吴县、长洲等地购入千余亩农田，作以家族的“义田”，建立起范氏“义庄”。

这义庄说白了就是团结族人，集全族之力帮扶贫困族人。而范仲淹所想实现的还不只是帮助族人摆脱物质上的贫困。为帮助更多族人通过科举入仕，进而以持续的政治资源荫蔽家族，实现良性循环，范仲淹还在族内推行教育，于义庄内建立惠及所有宗室子弟的义学。

二、义庄义学的运行规章

中国古代存在着浓厚的宗族观念，同族间相互帮扶并非什么出人意料之事。但“义庄”这一团结、帮扶同族的组织却起于范仲淹。一开始，范仲淹还亲自为义庄定立了十三则规章，诸如“每日逐房计口给米，每口一升，并支白米。”“冬衣每口一匹，十岁以下及五岁以上者，各半匹。每房许给奴婢米一口，即不支衣。”“嫁女支钱三十贯。再嫁二十贯。”“娶妇支钱二十贯。再娶不支。”“逐房丧葬，尊长有丧先支一十贯至葬事，又支一十五贯。次长五贯，葬事支十贯。乡里、外姻、亲戚如贫窘中非次急难或遇年饥不能度日，诸房同共相度诣实即于义田米内量行济助。”

除了给族人提供经济支持，范氏义庄还承担了修缮祖庙、开展祭祀仪式等重任。虽然这在今天许多年轻人看来不是什么要事，但在古代无疑是凝聚宗族的关键。且除了维系本族，范氏宗族还会在有余裕时大方帮助当地外族。这对范氏义庄扩大地方影响力，赢得更多人的支持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义学”一词虽早在汉代就已出现，但后世普遍认为范仲淹才是义学的真正创始人。因为范氏义学不仅存在于形式，更兴盛于精神。范仲淹的求学理想深刻影响着数代范氏子弟，以至于即便义庄因时代的更迭而收到损坏或打压，范氏子弟也未丢下好学之心，勤勤恳恳的绵延家族的好学之风。且不仅范氏子弟深受影响，在范仲淹之后，全国各地也逐渐出现其他义学。整个社会修书院、重教育蔚然成风，直至封建社会结束也未曾断绝。

三、义庄、义学背后的文化精神

皇祐元年（1049），杭州成为范仲淹开启“义”之事业的契机。往后他的事业由范氏子弟继承，绵延宋、元、明、清四代，历经近千年。直到1947年，随着时代的进步，依赖传统宗族学院而维系的范氏义庄才应时而散。而毕竟发展了近千年，义庄、义学所承载的精神早已不只是范仲淹个人的理想，还有身后的传统文化精神。

义庄、义学首先是对儒家传统仁爱精神的实践和发展。相比于以往常见的同族间偶发的帮扶，范仲淹以义庄为基石，建立起的是一个延续的帮扶系统，实践的是对家族成员普遍的“仁”与“爱”。往后义庄之体被学习、推广，从“范氏义庄的‘孤月独明’到全国义庄发展到‘满天星斗’”，儒家的仁爱更是分化形成新的义庄精神，实现了从书本到现实的大规模实践。

同时 ，义庄还体现了人们的契约精神和自强不息之心。义庄不是国家机构，是民间自发组织的公“义”组织。因而义庄的管理、义庄财产的分配等等所依赖的往往都是人们的相互信任和契约精神。而即便是范氏义庄这样的大义庄，在发展过程中也曾因为天灾人祸而几乎覆灭。但在重创之后，总是有不屈于命运的子弟重挑复兴家族的重担。范纯祐、范子易、范希宣、范惟一……若是没有这些贤才，哪怕义庄的奠基人是范仲淹，范氏义庄恐怕也不能传承近千年。

虽然后世时常只注意到范仲淹本人的政治成就，遗忘了范氏义庄与义学。但从没有人忘却“义”。因而在对江湖义气津津乐道之时，我们或许也应该记起范仲淹的大仁大义，记起义庄、义学的乐善好施，记起儒家精神有“仁”也有“义”，记起在力所能及之时也践行这种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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