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娼自古有之，就像妓女的历史一样漫长。男人作娼，出卖自己的肉体，成为异性和同性的玩弄物，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就有，只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漫长，夫权意识积淀深厚，对男娼现象史翰不彰，其辞闪烁，稗海难寻。

主流社会一直鄙视男娼，认为男人卖淫远比妓女倚门卖笑出卖色相肉体更加令人厌恶，因为男娼是男人的至上尊严遭到了摧毁性的打击。

男人作娼首先是供有财有势的贵妇享用，南北朝时代的山阴公主对刘子业说，“我与陛下虽然男女不同，但都是先帝所生，不应有厚有保你宫中六宫佳丽数以千计，供你一人欢娱，而我只有驸马一个，未免不公平!”

刘子业觉得有道理，便亲自为妹妹挑选了三十个健美无比的男子，供其淫乐。

武则天秽乱宫中，为了引诱张氏兄弟以及薛怀义供自己玩弄，宠优有加，还特设“控鹤监”，广罗天下美男子，号称“面首三千”。贵妇男娼，一是靠淫威相逼，二靠利禄相诱。

男娼除了为女人玩弄，还为喜欢同性恋的权贵男人所准备。史籍上记载把这种男娼称为男宠、男色、顽童、兔儿爷等。《说苑》中记载：

“弥子瑕有宠于卫灵公，尝有母疾，窃驾君车以出，灵公闻而贤之。异日，于灵公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以其余献灵公，灵公曰，爱我忘其口焱寡人。”

这就是“分桃”的典故，至于“断袖”，都是很熟悉的桥段了，这儿就不说了。

宋徽宗赵佶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玩儿女人乐此不疲，玩儿男人也纵欲无度，他的宰相李邦彦和副相不好好辅助君主，专门迎合他的淫欲，“虽为相，然事徽宗考极亵”。

徽宗饮酒，副相短衫窄裤，说着淫词浪语，李邦彦更是戴着各种面具和穿着各种衣衫，扮出各种姿态，取悦徽宗。

明武宗也好男色，有次通过马昂见到了长得英俊威武、肌肉发达、身材健美的一介武夫江彬，十分喜爱，何况江彬口才不错，武宗更是痴迷，当夜就留宿。后来江彬还带着武宗到处寻找美色，荒废朝政。

帝王如此淫乱，但老百姓的同性爱倒是爱得可歌可泣，在《耳谈》里面就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平常百姓家里的男儿喜欢一名当兵的。当兵的有天晚上在仓库值班，出入的人必须登记。那个男儿冒名顶替来到仓库见当兵的，两人就在仓库里大战三百会合。

离开后，男儿还意犹未尽，刚好遇见有公子出来赏月，男儿就去调戏公子，公子大怒，结果引发斗殴，男儿把公子打死了。

当兵的得知后竟然主动为男儿顶罪，“君为我至，义不可忘，我当代劳。”

当兵的被判死缓，两年后处斩。在死缓期间，刚开始男儿还每天去送饭，一段时间后就就坚持不下去了，不送饭了。当兵的很生气，我为你顶罪去送，你给我送饭这样的小事都坚持不了，真是薄情寡义。

一气之下便揭发男儿打死人的事实。然后，男儿锒铛入狱，当兵的被放出来。后来男儿被处斩那天，当兵的来到行刑场说，“渠虽负义，非我初心，我终不令渠独死!”

于是，当兵的一头撞死了，随心爱的人死去。这当兵的虽然是同性恋，但也是名副其实的“贞洁烈男”。

明清时，在福建、广东、北京等地，同性恋也蔚然成风，女有“闺中腻友”，男有“契哥契弟”。福建人的同性恋亲密关系，应该是全世界的同性恋的楷模，他们在肉体上相通，在精神上追求忠贞不渝，在经济上甚至连契弟“后日生计及娶妻诸费”都要承担起来。

清代还有条法令规定，“优伶的子孙，以至于受逼为奸的男子，不许应科举考试。”这条规定似乎可以间接说明，当时同性恋的风气的盛行，以至于国家不得不从科举上杜绝同性恋混入。

“兔”是指“相公”——也就是指娈童之类。专门有那么一拨儿男人，从事这种让人包的行业。按照上中下三教九流，相公就是下九流的行当——比妓女还不如。老北京管妓女叫“鸡”，管男妓叫“兔”。

男风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明清时期较为盛行，尤其自清朝乾隆年间禁止嫖妓后，反倒更加鼓励大家嫖男妓。那时京剧中反串女性的优伶，常兼作色情生意，称相公或是称兔儿爷。

由此，便延伸出来骂人用语：兔崽子（指其后代）和兔羔子（指其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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